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抓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促进区域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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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抓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促进区域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家林业局
林沙发[2006]72号
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抓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促进区域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号），促进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结合《国家林业局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林造发[2006]50号），我局制定了《抓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促进区域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方案》(见附件)，现印发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二〇〇六年四月二十日
附件
抓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
促进区域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在六大林业重点工程的总体布局下，按照保质保量保进度的具体要求，搞好京津及周边地区的林草植被建设与保护，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效载体，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效的生态保障和重要的物质基础，努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建设目标
经过努力，使工程区可治理的沙化土地得到治理，生态环境得到全面改善，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基本实现荒山荒沙绿化、城镇村庄美化、林草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三化”）目标。
三、主要内容和措施
抓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促进区域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今明两年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实施工程质量达标升级行动，保质保量完成工程建设任务，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为推进“村容整洁”服务。
1、强化工程质量管理，提高建设成效。认真落实《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造林管理工作的通知》（林沙发[2006]65号）要求，做好各项工作。
2、开展工程春季造林督查，拟下派工作组深入现场指导造林生产，协调解决春季造林中的困难和问题。
3、加强植被保护，拟下发文件强调禁止滥开垦、滥放牧、滥樵采等“三禁”制度，并组织开展“三禁”执行情况大检查，加大对毁坏林草、滥开垦等行为依法查处的力度。
4、加强工程区林草植被抚育管护，拟制定下发《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林分抚育管护工作考核管理办法》，并据此对各地开展抚育管护情况进行考核评比。
5、大力推广先进实用技术与治理模式，重点推广容器苗造林实用技术和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主要治理模式，力争容器苗造林技术得到普遍推广，工程治理效果得到明显提高。
（二）实施林沙产业富民行动，推进工程后续产业发展，拓宽群众致富门路，为推进农村“生产发展”、实现农民“生活宽裕”服务。
6、深入抓好《国家林业局关于加快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沙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林沙发[2004]116号）的贯彻落实。
7、根据国家现有防沙治沙、林业产业等政策性文件，编制《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产业政策指导手册》。
8、协调有关促进龙头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促进林草资源的有效转化。在保护好生态的前提下，有效利用工程区林草资源，促进工程区林草生态资源转变为经济资源，促进生产发展。
9、联合有关科研单位和省级林业科技推广部门，筛选推广一批适生、优良、利用价值高、市场前景好的经济林品种。提高经济产出率，增加农民收入。
10、建立工程后续产业备选项目库，在网上公布，建立农牧民与企业家之间信息交流的平台。
11、召开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后续产业发展座谈会，探讨问题，交流经验，促进林沙产业发展。
12、编写《治沙致富手册》，发放到工程区农牧民手中，提高其致富技能。
（三）实施工程管理规范化、科学化行动，促进工程健康有序开展，为推进管理民主、乡风文明服务。
13、抓好工程区林草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维护农牧民权益。在工程区山林权属调查摸底基础上，提出《国家林业局关于加快落实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山林权属的指导意见》。
14、抓好退耕还林政策兑现，拟下发通知对退耕还林任务安排、资金兑现等提出具体要求，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15、加强工程区义务植树责任制的落实，提高工程区全民义务植树尽责率。
16、在工程区积极倡导农牧民植树种草，开展护绿、爱绿、自觉创建绿色家园活动，并纳入乡规民约。
（四）实施治沙富民技术到农家行动，加强治沙致富实用技能培训，提高工程区农牧民治沙造林、致富技能，为新农村建设奠定智能技术基础。
17、开展先进实用技术培训。重点培训工程一线专业技术人员和农牧民，传授治沙造林、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技术等，2006年力争培训10万人。
18、举办治沙科普知识讲座。介绍科普知识，发放科普图书和技术资料，现场答疑。2006年拟由各地举办讲座100场。
19、组织致富经验介绍。邀请优秀农民企业家和治沙致富能手，介绍创业经历、致富经验、经营思路等。
20、进行政策宣讲咨询。围绕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民增收以及生态工程建设的有关政策，向基层干部和农牧民群众进行宣传，并提供咨询服务。
（五）落实优惠政策，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惠农政策基础。
21、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门支持，尽快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沙治沙工作的决定》提出的有关优惠政策和机制。
22、汇编已有的治沙相关政策文件，下发给工程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农牧民。
23、研究制定工程可持续发展的后续政策。
（六）实行典型引路、示范带动。
24、拟在5省区市各选2个左右（北京2个、天津1个、河北2个、山西2个、内蒙古3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村，进行重点指导。
25、推选一批工程实施以来建设成效比较突出的典型，进行经验介绍和推广宣传。
四、工作要求
（一）实事求是，注重实效，不做表面文章。各项工作开展要实而又实，要从现有的条件出发，不盲目攀比；检查、督查等活动要少而精，以不给地方增加负担为原则。
（二）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不搞一刀切，根据各地实际，确定建设目标和措施。
（三）典型引路，示范带动，不搞强迫命令，要尊重农牧民意愿，不包办代替。通过典型带动，激发农牧民通过防沙治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常抓不懈，持之以恒，不搞急功近利，要做好长期建设的准备，避免一哄而上，一哄而下，劳民伤财。
（五）强化责任，加强领导。本实施方案的组织工作重点在地方各级林业部门，各地要精心组织，合理安排，确保有组织、有步骤地实施，并取得实效。
葫芦岛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
辽宁省葫芦岛市人民政府
葫芦岛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
葫芦岛市人民政府令
第17号
《葫芦岛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业经2000年11月21日葫芦岛市人民政府第13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以发布施行。
葫芦岛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根据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辽宁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是指政府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非农业人口（含兰印户口）提供基本生活资金或物质帮助的社会救济制度
第三条 实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基本原则：
（一）保障最低生活的原则；
（二）国家保障和家庭保、障与社会帮扶相结合、鼓励劳动自救的原则；
（三）属地管理的原则；
（四）动态管理的原则；
（五）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制。市、县（市）区（以下简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政策指导、审批管理；财政部门负责保障资金的筹集、拨付、监督；统计、物价、审计、劳动保障和人事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有关工作。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审批工作，街道办事处（含乡、镇人民政府、下同）负责具体管理工作。社区（居民）委员会受政府委托，承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劳动和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工商、税务、城建等有关部门，应对保障对象在就业、居住、就学、就医、从事个体经营等方面给予必要的照顾和政策扶持。
第六条 鼓励社会力量开展社区服务、经常性捐赠、扶贫济困等社会互助活动，组织有劳动能力的保障对象积极
参加社区公益劳动，提高保障对象的生活水平。
第二章保障对象和标准
第七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是指具有本地非农业户口并在本地居住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下列居民：
（一）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以及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居民；
（二）没有收入或者有一定收入，但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其它居民。
第八条城市居民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保障：
（一）家庭实际生活水平等于或高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二）有劳动能力并有就业条件，无正当理由拒绝就业的；
（三）无正当理由拒绝参加所在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的公益性劳动的。
第九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市民政部门会同市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制定，报市政府批准并公布执行；县（市）区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县（市）区民政部门会同本级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制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后公布执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需要提高时，依照上述规定重新核定。
第三章家庭收入和救济金额的计算
第十条 家庭收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全部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包括：
（一）工资、薪金、奖金、津贴、补助等收入；
（二）养老金、退（离）休金、基本生活费、失业救济金、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及职工遗属生活费；
（三）利息、股息、红利、特许权使用费等收入；
（四）财产租赁和继承收入；
（五）自谋职业收入；
（六）其它应当计入的家庭收入。
第十一条 优抚对象、一人户保障对象在享受保障时，每人每月增加30元。
第十二条 户口迁出的大中专院校、技校的学生，在校期间，仍做为家庭人口计算，其本人获得的各类奖学金、助学金不计算为家庭收入。
第十三条 军官、志愿兵仍计算在本人家庭人口中，其本人收入计算为家庭收入；义务兵在服役期间不计算为家庭人口。待分配期间计算家庭人口，不计算收入。
第十四条 轮岗工人按年工资平均计算。
第十五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由县级民政部门批准之日起按月发放。
第十六条 家庭收入按照上 3个月家庭平均收入计算。
第十七条 家庭收入在个人自报基础上，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走访、单位索证、居民代表评估等方式进行调查核实确定。相关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应当接受调查，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及证实材料。
第十八条 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按照协议、裁决或者判决的数额计算。没有协议、裁决或者判决的，赡养费按其子女家庭月人均收入减去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后剩余部分的50％按其赡养人数的平均数额计算；扶养费、抚养费按照给付方收入的25％作为每个对象的扶养费、抚养费计算，但最高不得超过其收入的50％。
第十九条 优待抚恤的优待金、抚恤金、补助费不计入家庭收入。
第二十条 自谋职业行业收入标准由各县（市）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定。
第二十一条 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定期救济条件的家庭，应当区分下列情况批准其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一）对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以及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无赡养、扶养、抚养能力的居民家庭，按照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额救济；对有部分收入住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给予差额救济。
（二）对家庭成员有劳动能力暂时无收入的，按照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差额下浮
50％比例救济。具体办法由县（市）区人民政府自行规定。
第四章临时救济
第二十二条 临时救济对象是指具有本市常住非农户口，并在本市居住，家庭生活困难的居民。
第二十三条 临时救济标准：每人每次30－50元，特殊情况由县（市）区民政局集体研究，但最高每人每次不得
超过500元。
第二十四条 临时救济程序：个人申请、社区（居委会）初审、街道办事处（镇）按县（市）区民政部门临时救济年度指标复审，县（市）区民政局审批。
第五章申请、审批和发放程序
第二十五条 申请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由户主通过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居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并出具有关证明材料，填写《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待遇申请表》，并由社区（居民）委员会张榜公布申请人名单。
第二十六条街道办事处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进行调查核实，并提经居民代表评议后，予以
张榜公布，对无异议的，填写《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待遇申请表》，并由社区（居民）委员会张榜公布申请入名单。 第二十七条 街道办事处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审批后，对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发给《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并由社区（居民）委员会再次张榜公布，对不符合条件的，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街道办事处应当自接到书面申请及有关证明材料之日起1个月内完成调查核实和初审工作。县级民政部门应当在15日内完成审批工作。
第二十八条 县级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每季度对保障对象家庭收入情况进行审核，实行动态管理，及时办理停发、减发或者增发保障金手续。
第二十九条 保障对象家庭收入发生变化时，社区（居民）委员会要及时告知街道和县政府。 第三十条 享受保障待遇的保障对象离开本户口所在地6个月以上，停止发放。
第三十一条 保障对象户籍迁移的，应当在迁入地按审批程序重新办理有关手续。
第六章保障资金的管理
第三十二条城市居民最低保障金（含临时救济金）由各级政府纳入财政预算，列入社会救济福利事业费专项资金支出科目，专帐管理。
第三十三条 民政部门应当按照财政部门的要求，编制下一年度的保障资金收支计划，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纳入预算；财政部门按照已批复的支出预算按月提前拨付，保证使用。民政部门应当按时向同级财政部门提供反映保障资金执行情况的月报、季报，并在年终编制决算，进同级财政部门审批。
第七章组织管理体系和监督
第三十四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行政府领导。民政主管、财政保障、有关部门配合的管理体制。
第三十五条 县（市）、区民政部门、街道（镇）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 工作，要设立专门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第三十六条 各级财政部门要按保障金总额2％安排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经费，用于保障工作的调研、培训、核查、档案等有关工作支出。
第三十七条 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要建立、健全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档案和计算机网络信息管理系统。
第三十八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实行保障对象、保障资金和保障标准三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十九条 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民）委员会要建立对保障金审批、发放和监督管理制度。
第四十条 财政、审计部门依法监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使用管理。
第八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从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单位或有关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件的家庭故意不签署同意意见的，或者对不符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件的家庭故意签署同意意见的；
（二）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贪污、挪用、扣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
第四十二条 保障对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警告，追回其冒领的保障金，情节恶劣的，处冒领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一）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二）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家庭收入情况好转，不按规定告知批准机关，并继续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第四十三条 辱骂、殴打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人员、扰乱办公秩序或者拒绝、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城市居民对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作出的不批准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减发、停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决定或者给予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九章附则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发布前有关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接国家和省规定执行。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0年11月28日印发
摘要
发放民间高利贷行为是否应当入罪以及如何入罪一直存在着争论。我国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发放高利贷罪"这一罪名，但是在理论界有不少学者主张发放高利贷入罪，而且司法实践中也多将发放高利贷行为以非法经营罪论处。本文将从民间高利贷的定义界定入手，依据罪刑法定原则以及相关的刑法理论，说明发放高利贷行为应当非罪化的观点。
关键词：高利贷、刑事违法性、非法经营罪、刑法谦抑性
一、引言：从一则案例展开
案例:2010年11月26日，南京下关法院公开宣判放高利贷涉罪第一案，被告人邵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6万元；被告人蔡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罚金4万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4月，被告人邵某成立南京融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采用无利息约定或月息2.5%的利率与借款人签订固定格式的借款协议书，由借款人以房产、车辆抵押或提供担保人，办理抵押及授权委托手续，再按4%至20%不等的月息和约定的借款期限，将利息直接从本金中扣除，余款给付借款人，但借款协议书上仍以本金数额为借款额。通过上述方法，被告人邵某先后向丁某、王某等13人非法放贷计315万元，收回本息计162.09万元。其间，被告人蔡某积极参与非法放贷，负责存、取款、催款、诉讼及代为办理房产的抵押、买卖等事宜。借款人不能及时还款的，被告人邵某则带领、指使彭某、陈某等人采用威胁、殴打的手段上门讨债。本案公诉机关认为，非法发放贷款属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被告人违法向社会不特定人员发放贷款，系从事非法金融活动，数额达300余万元，非法获益60余万元，情节严重，构成非法经营罪。法院认定被告人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构成非法经营罪。
近年来,类似于引言中的民间高利贷行为在我国呈愈演愈烈之势，特别是受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迅速增加，而各大媒体也报导出许多冠以"首例"的高利贷案件。上述案例虽然将严重的高利贷行为作为非法经营罪论处，但是对于高利贷行为是否应当入罪，是否应当作为非法经营罪处理，我国目前在理论和司法界都存在着广泛的争议。通过上网检索相关的信息，可以发现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民间高利贷严重诱发了社会治安问题，应当予以打击。主要理由是根据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第四款"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可以将发放高利贷的行为归入这一条款进行定罪，现实中这种案例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媒体的报导之中。第二种趋向是，包括个别全国人大代表与全国政协委员在内的一些法律人或非法律人向全国人大提出了立法建议，认为应当通过修改法律或者作出立法解释把发放民间高利贷的行为犯罪化。 这两种倾向，虽然都主张民间高利贷犯罪化，但实际上存在重大分歧，即前一种倾向是认为根据现行法律，即可将民间高利贷行为直接按非法经营罪定罪，而后一种倾向则是在承认现行刑法对民间高利贷无能为力的前提下，主要通过修改法律而将其入罪。按前一观点，对民间高利贷可以根据现行法律直接定罪，而按后一观点，则根据现行法律，对民间高利贷行为无法定罪。这就是我们目前理论和司法界所存在着的广泛争议。
而想要解决目前所存在的这些争议,首先应当从高利贷行为的概念界定入手，本文所讲的"高利贷",有其特定的含义,指的是民间借贷中的高利贷。关于高利贷的定义根据多数学者的界定，指的是自然人与自然人以及自然人与与单位之间的借贷关系，而利率超过了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的借贷。边沁在关于高利贷的讨论中，区分了两种高利贷的定义：其一为法律上的定义，"凡是超过法定利率的都是高利贷"，其二为道德上的定义，"超过人们通常接受或付出的利率水平的是高利贷"。 我们可以从它的起源发展来看高利贷本身属于你情我愿的双方自愿行为,而且存在有利于资金使用、刺激经济发展等特点，虽然我国实践中对于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息4倍的部分不予保护，但是高利贷还是长期存在并发展。通过上文所讲高利贷的定义可以看出高利贷具有利息畸高的特点，正是由于高利贷利息畸高，借贷人不易偿还，放贷人通常会雇佣、组织专业人员进行讨债，必定会产生高利贷所让人诟病的种种危害行为。因此司法界及学界很多人士主张对高利贷行为入罪化处理。他们的理由主要是高利贷危害极大。一是高利贷侵害借款人利益，出借方在乘人之危的情况下自主定利率，多数利率远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4倍，有的甚至将利率定得高得非常离谱，本身是对财产权益的极大侵害。而借贷方被迫接受，只能沦人高利率的债务之中。二是民间借贷市场缺乏相应的管理机制，市场人为操控，市场规律不能正常发挥作用，良性竞争难以立足，容易造成恶性竞争，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此外，由于高利贷都是地下进行的，无从掌握，它的大量存在抢占了部分资金市场，使得国家无法准确了解资金供需情况，削弱了通过信贷调节金融政策的杠杆作用。三是高利贷是刑事犯罪的重要诱因。高利贷债务本不受法律保护，出借方只能借助非法私人救济来索取债务，往往采用威胁、恫吓、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方式。由此，为追讨高利贷而引发的刑事案件日渐增多，高利贷成为诱发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对社会上的各类非法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诚然，这些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从犯罪所应当具有的刑事违法性，从罪刑法定原则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还有刑法所具有的谦抑性出发，笔者认为高利贷行为不应入罪化处理。因此本文对高利贷行为的评析是：高利贷行为不应当入罪，更不应该通过非法经营罪经行定罪处罚。
二、发放高利贷行为不具有刑事违法性
何谓刑事违法性,简而言之就是指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刑法的禁止性规定,从而使该行为具有了社会危害性的负价值的属性,进而为认定行为构成犯罪提供了刑法上的依据。德国学者李斯特在其著作《德国刑法教科书》中开创了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的对应,李斯特认为:"形式违法是指违反国家法规、违反法制的要求或禁止规定的行为。实质违法是指危害社会的( 反社会的) 行为。违法行为是对受法律保护的个人或集体的重要利益的侵害, 有时是对一种法益的破坏或危害。" ??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是犯罪，首先要从形式上看行为是否违反现存的相关刑法规范，其次再从实质上判断是否侵犯了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
（一）高利贷行为不具有形式违法性
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是犯罪，首先需要进行形式违法性的判断,行为不具有形式违法性, 就无须进行实质违法性的评价。我国刑法在97年进行修改,在修改后的分则条文没有规定高利贷罪， 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罪刑法定原则，高利贷行为不应当被认定为犯罪。目前主张将高利贷行为司法犯罪化的主要依据就是是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1998年国务院通过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对第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的司法解释和2002年1月31日中国银行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等相关的规定。
首先199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在第六条首次规定对民间借贷的具体措施："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根据这一规定，民间高利贷行为的法律后果仅仅是超出的利息部分不予保护，在这里并没有规定对高利贷行为应如何追究刑事责任，甚至也没有像单位间的借款被规定所约定的利息应予以追缴并对借款人处以同等罚款处理。
其次1998年国务院通过《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对非法从事金融业作了禁止性规定，而该规定属于行政法规，因此，民间高利贷行为具有刑法意义上的非法性。然而，《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并未就民间高利贷行为作出明文禁止，更未作出对民间高利贷行为应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将该《办法》引作对民间高利贷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显属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该《办法》第四条就非法金融业务的范围做了具体规定，而高利贷并未在该条的明文规定之列。尽管该条还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也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但从必须符合"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可以看出，只有按照规定需要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但未经其批准的"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才有可能构成该《办法》所称的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而民间借贷不存在需要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问题，相应地，高利贷也就不属于"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因而不在该《办法》禁止之列。其次，《办法》在"第四章罚则"中详细列举了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但并没有对高利贷做出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明示或暗示。因此，该《办法》不能作为对高利贷入罪的法律依据。
2002年1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中指出："对经调查认定的各类形式的地下钱庄和高利借贷活动，要坚决取缔，予以公告，没收其非法所得，并依法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虽然该通知明文禁止了高利贷行为，但是，中国人民银行不具有制定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权力，其颁布的任何文件均仅仅属于部门规章，不属于法律与行政法规，不具有"国家规定"的效力。因此该通知也不能作为认定民间高利贷行为非法的根据。
问题的关键在于，民间高利贷是否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中的但书条款，即是否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主张对民间高利贷定罪的观点，所援引的正是这一隐性规定。笔者认为也不能将高利贷行为归结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具体的分析将在后文中进行阐述。
（二）高利贷行为不具有实质违法性
实质违法性，则是指行为实质上违反全体的法秩序。实质违法性的内涵，简单的说，就是"法秩序禁止什么，容许什么"。至于"法秩序禁止什么，容许什么"，必须探求刑法的规范目的的何在始能明了。如认为刑法的规范目的是在保护法益的安全，则法秩序就是在禁止侵害他人的法益。所以，一个行为如果威胁到他人法益的安全，这个行为就是具有实质违法性的行为。
首先，高利贷在我国当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众所周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先不对旧的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造的基础上，通过局部的、渐进的、试验的方式允许新的经济体发展来逐步推进的。然而，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壮大，原有的金融体制难以满足民营经济的资金需求，导致了民间借贷的兴起。[6]现阶段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很难满足市场对贷款的巨大需求。一方面，机构金融以极低的利率吸收存款，使资金的持有者感到银行存款无利可图，因而不愿将资金存入银行，导致大量资金的闲置，这给民间高利贷的存在提供了温床；另一方面，机构金融发放贷款的门槛很高，不但可以获得贷款的科目有限，而且在高度的风险意识之下，审批程序复杂，发放贷款所需的时间冗长。以个人贷款为例，现有贷款科目基本上只限于个人购房、购车与助学贷款，除此之外，个人是难以获得银行贷款的。而事实上，有经济学家做过调查，个人借取高利贷主要是基于如下9方面的用途：（1）天灾人祸，借贷求生；（2）日常家用，借贷周转；（3）疾病治疗，借贷救人；（4）偿新还旧，借新债还旧债；（5）婚嫁喜丧，借贷应急；（6）农业投入，借贷用于生产；（7）向非农业过渡，如：农民外出打工、做小本买卖所需资本；（8）子女学费；（9）其他用途。显而易见的是，此等用途，都是无法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7]市场对借贷的如此大的需求与机构金融对市场需求的满足能力的有限，给民间高利贷的存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机构贷款能力的有限性及其相对于民间借贷的劣势，导致了民间高利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而具有存在的必然性的事物的存在，自然是合理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才说，既存的都是合理的。既然如此，我们可以断言，民间高利贷不是刑罚所能遏制的。
其次，民间高利贷除了诱发犯罪这一"过"之外，至少具有如下值得关注与肯定的"功"： 第一点，民间高利贷提高了资金的使用率。在经济发达地区，如：浙江的温州等地，个人手中的闲置资金较多。在银行存款利率低下，对资金持有者失去吸引力，而商机有限、投资的风险大的情况下，发放高利贷成为使社会闲职资金进入流通领域的重要途径。因此，在提高资金使用率方面，民间高利贷功不可灭。[8]第二点，民间高利贷满足了市场对资金的需求。长期以来，我们始终把机构金融借贷视为正宗，认为银行借贷是满足市场资金需求的主要乃至惟一手段。然而，事实上，一方面，正如前面所引证的一样，市场对资金的需求，有很多领域是机构金融借贷所不及的，另一方面，即使是机构金融借贷所能及的领域，机构金融借贷的僵死性决定了其不可避免地会把相当一部分资金的需求者拒之门外。第三点，民间高利贷分摊了机构金融的贷款风险。在我国现阶段，贷款风险成为银行所关注的首要问题。但是，即使在不能不说严密与烦琐的风险防范机制下，银行仍有大量死贷存在。正是如此，各大商业银行才专门成立了处理不良债权的资产公司。而机构金融大量不良资产的存在的现状，是在民间借贷分担了其风险的情况下形成的。我们尽可以大胆假设，一旦民间借贷消声湮迹，市场对资金的所有需求都由机构借贷来满足，机构金融所承担的贷款风险不知道要增加多少倍。因此，我们不得不正视民间高利贷在机构金融之外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机构金融的贷款风险的事实。
最后，不能将民间高利贷派生的犯罪作为民间高利贷应当犯罪化的理由。前文提到，民间高利贷确实派生一些犯罪，这是人们要求对民间高利贷予以犯罪化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们不能将民间高利贷和民间高利贷说派生的犯罪混为一谈。派生犯罪主要是一些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行为，而对于这些行为我国刑法典中已经有详尽的规定，直接适用即可。对于民间高利贷派生犯罪，我们要从这一方面看待。既然民间高利贷的存在是必然的、积极的，我们便不能因其派生犯罪而取缔它，甚至用刑罚来遏制它本身的存在。因为民间高利贷所派生的任何犯罪，都是刑法以刑罚后果所明文禁止的行为。任何犯罪行为都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存在着，这些并不是刑法本身所能解决的，而只能理解为是社会为自身的生存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三、发放高利贷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之分析
（一）高利贷行为不能归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目前主张高利贷行为按照非法经营罪进行定罪处罚的主要理由是，根据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第四款"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这一条款进行定罪处罚。问题的关键在于，民间高利贷是否符合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中的但书条款，即是否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主张对民间高利贷定罪的观点，所援引的正是这一隐性规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刑法》第225条规定的构成非法经营罪必须以具备"违反国家规定"为前提要件，如果没有违反国家规定，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此行为属于非法经营行为，也不得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我国《刑法》第96条规定，"本法所称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由此，我国刑法明确了"国家规定"的制定主体只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除此之外的中央部委制定的规章及命令、决定等规范性文件均不属于国家规定，地方立法机关及行政机关所出台的相关法规规章等更不能认定为国家规定。而目前处理中所依据的相关规定都不能归入到"国家规定"的行列。自然的也就不能将发放高利贷的行为根据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中的但书条款来进行定罪处罚。原因在于对于发放高利贷这样没有规定法律责任的行为事实，根本不能称其为违法行为，更无构成犯罪之可能。
（二）高利贷入罪与现有司法解释违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