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卫生人员在职培训工作评估指标体系》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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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放】

汤甲的母亲汤乙系福建省厦门市A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取得了A村土地承包经营权。2004年，汤乙与张某结婚，户籍仍留在A村。2005年2月，汤甲出生，户籍亦随母亲登记在A村。2005年间，国家征用了A村部分土地，为此，该村制订了方案，向每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放征地补偿款4000元，亦向汤乙发放，但却拒绝支付汤甲补偿款。汤甲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A村村委会支付征地补偿款4000元。被告辩称，汤甲系在分配基准时间2004年11月19日之后出生，因此无权参与补偿款分配。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通过的征地补偿款分配的基准时间为项目征用某土地政府公告发布之日，即2004年11月19日，该约定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原告出生于基准时间之后，故无资格参与此次分配，遂于2010年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汤甲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汤甲出生后，随母亲汤乙将户口落户于A村。由于汤乙系A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视为汤甲原始取得A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该村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规定从2004年11月19日至2008年12月31日止，凡嫁入、出生、抱养并落户的，给予分配；而汤甲出生于2005年2月25日，故其主张有事实依据，应予支持，而被告辩称汤甲属“外嫁女”的子女，不适用该条款，法院不予支持，遂判决汤甲获赔4000元。


【各方观点】

这起征地补偿案争议焦点是村规民约的效力问题。村规民约是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适应村民自治要求，由广大村民制定的一种行为规范，是村民共同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村规民约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是法律和国家政策在农村基层组织的自治体现。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村规民约存在着内容片面或脱离实际、制定程序不合法等问题，有违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特别体现在农村征地补偿方面。本案中，对于村规民约是否有效，汤甲应否获得土地补偿款有以下几种观点：

A村村民：现在村里的“外嫁女”外嫁到别的地方，在本村基本都属于挂户，都没有尽到村民的义务，要与本村村民区分开来，“外嫁女”不应当获得征地补偿，“外嫁女”的子女更不应当获得征地补偿。

A村村委会：征地补偿分配方案有经过讨论，在讨论“外嫁女”及其子女的补偿这项问题时，有44个人投票，2人同意补偿，41人反对补偿,1人弃权。因此，此次补偿方案反映了民意，原告不应当获赔。

网民1：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体现，应尊重村民的自治权。本案原告不在被告村里生活，只是户口在村里，征地补偿分配方案是经过村民讨论的，村委会是按照方案规定的基准日将原告排除在赔偿范围外，并没有侵犯原告权利，原告不应获赔。

网民2：“外嫁女”在未取得其他保障前，村民资格不能取消，她们和原户口所在地村民一样享有同等权利，她们的子女同理，应获得补偿。

某律师：现在对于“外嫁女”补偿，有的地方赔，有的地方不赔，标准不一。建议“外嫁女”获赔的，子女同样获赔；“外嫁女”不获赔的，子女同样不获赔。因此，本案子女应获赔。

某乡镇干部：“外嫁女”的赔偿问题，要有个适度，如果法律规定可以赔的才能赔偿，但也要考虑村民自治，二者不要冲突太大，这个案件“外嫁女”已获赔，其子女也应当获赔。

【法官回应】

本案“外嫁女”及其子女的合法权益应得到保护

1．村规民约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据悉，近年来，厦门农村征地补偿款纠纷案呈上升趋势。引发农村征地补偿款纠纷案上升趋势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农村土地30年延包工作不规范；少数村规民约不合法、不合理。尤其当前，很多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擅自决定分配事务，对“外嫁女”、招婿、丧偶、离异及继子女、大中专在校生、义务兵等处理不当，继而引发争议。由于土地补偿村规民约缺乏相应规范，导致很多村民只能通过诉讼、信访等途径维护自己权益，明显反映出农村在制定村规民约发放补偿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并且影响范围十分广泛。这类纠纷争议焦点，集中体现因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法律规定不完善，对村规民约部分条款内容合法性的争议。这类纠纷案件一审判决后，被告村民委员会大部分都会上诉。因为村规民约大部分都是村民委员会所制订，所以判决后他们往往不服，上诉率达到95％左右。有的虽已经认识到所订的村规民约有违法律，但也不肯轻易同意判决，只能以上诉来拖延时间。这些情况造成诉讼成本加大，司法资源极大浪费，也影响到法律的严肃性。

2．本案原告汤甲应获得土地补偿

原告因出生落户而原始取得A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规定，从2004年11月19日起至2008年12月31日止，凡嫁入、出生、抱养并落户的给予分配，而原告出生于2005年2月25日，故其主张有事实依据，应予支持。村委会对其母的成员资格已予以认可，其亦应认定为成员。本案中，村民委员会根据征地补偿分配方案，强调2004年11月19日为基准日，之前出嫁的“外嫁女”子女不分配，但没有注意到发放基准日跨度及其顺延问题，也就是“从2004年11月19日起至2008年12月31日止，凡嫁入、出生、抱养并落户的给予分配”这条规定适用于原告。法院扩大了对村规民约的理解，认为子女有继承父母的原始成员取得资格，不应认定“外嫁女”子女不分配征地补偿款。

本案属于村规民约规范范围，但村规民约自治过程不能与法律或政策产生冲突。目前，就征地补偿款的分配问题，法律尚无明文规定，没有统一的标准，各村只是根据当地的村规民约行事。有的村是以地为标准，有承包地就享有分配权，无承包地则不享有分配权；而有的是以户口为标准，有户口的就享有分配权，无户口的则没有分配权。就“外嫁女”来说，如果娘家所在地是以户口为标准，因其已“外嫁”，户口有可能已迁至婆家，就没有了分配权；而其婆家所在地有可能实行的是以土地为标准，因其婆家土地承包30年不动，其没有承包地，就也不享有分配权。所以，因村规民约的不统一，可能会造成“外嫁女”分配权两边落空的现象；反之，也会造成娶进的媳妇占有双份补偿的情况，形成利益分配上的不均衡、不合理。因此，在进行征地补偿款分配中，要充分保障每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村民享有平等的待遇，正确地处理利益关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3．“外嫁女”及子女的合法权益应得到保障

“外嫁女”外嫁之后，是不是就跟娘家所在地这个村集体一刀两断、再没有任何关系了呢？“外嫁女”的子女是否更无法获得权益？当涉及到分红、补偿等事项时，只要是关系到“外嫁女”，就是“泼出去的水”，根本没有份了呢？在部分农村，一些村干部的态度与“土政策”就是这样，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如果相关的收益产生于女子外嫁之前，即便她们外嫁了，而且将户口也迁走了，仍然应该享受；而假如女子虽然外嫁了，但户口仍然留存原村，她们还是村里的一员，那么，相关的收益分配当然也有她们的一份。

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过很多的争议，争论的焦点就是村干部的“土政策”与“外嫁女”权益之间的争论。只是很多“外嫁女”，没有强烈的权利意识，一旦外嫁，对于自己在原村还拥有的权利，往往采取一种懒得去争的做法。好在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外嫁女”开始注重争取自己应该享受的权利。此次A村的“外嫁女”汤乙，虽然自己外嫁了，但自己的户口还在娘家所在村，儿子的户口也在娘家所在村。她明白，自己虽是“外嫁女”，但仍是娘家所在村的成员，儿子当然也一样，因此，既然有征地补偿，儿子当然也有一份。于是，在跟村干部协商无果之后，通过打官司来为儿子争取补偿。因为她所争取的关键，不是这区区4000元钱，更是儿子依法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而败诉了的，也不仅是村干部，更是“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老观念与村规民约“土政策”。

4.应谨慎对待“外嫁女”相关权益问题

本案中,二审法院扩大了对村规民约基准日的理解，是合理的。司法实践中，如果村规民约将“外嫁女”权益排除在外，该如何处理？

妇女外嫁他村同样得依靠土地存活，逻辑上有两种极端的处理方案和两种折中的处理方案。极端的处理方案，一是在本村和嫁入的村都不参加生产分配，这样实际上剥夺了她们生存的资格；二是本村保留分配，嫁入的村也同样分配，这样违背了按劳取酬的原则，使“外嫁女”成为了一个特权阶层。两种极端的处理都是不公平的，因而不可取。折中的处理方案，一是继续在本村参加劳动分配，在所嫁入的村不参加劳动分配；二是停止本村的劳动分配，改为在男方村劳动分配。笔者认为，首先，户口没有迁出留在本村的“外嫁女”，可以采取折中的处理方案，且只能选择其一。村委会应在分配前将方案交由“外嫁女”选择，如不选择的“外嫁女”视为放弃在本村分配资格；村委会未将方案交由“外嫁女”选择的，一律视为同意“外嫁女”在本村分配。其次，户口迁出本村的“外嫁女”，则本村不予分配，改为男方村分配。再次，已经享受男方村同类利益分配的“外嫁女”，本村不予分配。另外对于嫁到城市的“外嫁女”（嫁城姑娘），如果户口没有迁出留在本村，可予以分配，但应将分配情况告知男方居住地居委会，避免以后出现相关重复利益取得的情况；如果户口已迁出，则不予分配。
前 言
近年来，醉酒驾车犯罪呈多发、高发态势，严重危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据公安机关统计， 2009年1月至8月，全国共发生酒后和醉酒驾车肇事3206起，造成1302人死亡，其中，酒后驾车肇事2162起，造成893人死亡；醉酒驾车肇事1044起，造成409人死亡。特别是在全国各地有关醉酒驾车引起的数起醉驾导致多人死亡的几起重特大刑事案件的审理，更是引起全国新闻媒体和网络舆论的热炒和热议。鉴于醉酒犯罪立法司法落后的状况，最高院于去年紧急发布了两个指导案例，同时，还于2010年2月10日，紧急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以弥补立法和司法的不足。
作为一名专职执业律师，笔者在对大量此类案件的关注和研究中发现，律师在为此类案件提供辩护时，却常常陷入一种困局，除了将醉酒作为一种说明主观故意较轻的情节，以及作为量刑时的一个酌定情节外，很难有更大的突破。笔者现根据自己近年来的办案实践和理论学习，总结一点经验和思考，以期对打破目前在醉酒犯罪律师刑事辩护上的相对困局有所帮助。
一、醉酒犯罪的背景和趋势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消费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但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生活中不良现象的大量产生和不断增加，由“酗酒”行为引起的“醉酒”继而发生“醉酒犯罪”的现象，就是其中之一。
醉酒现象引发大量的社会病、社会矛盾，如家庭不和、离婚等等，部分酗酒人员沦为社会边缘人员，大量的家庭也陷入贫困状态。而其中最大最严重最典型的社会危害后果，就是因醉酒而引发的各种犯罪现象的增加，从而造成各类的刑事犯罪案件较大幅度的上升。
在我国的刑事犯罪案件统计资料显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强奸、交通肇事、 盗窃、 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案件中，醉酒构成犯罪案发的前提性诱因或直接性原因的案件越来越多，至少占一半左右。
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1、酒类生产与消费的不断增加
据我国商业统计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白酒产量大规模提升，从1980年的215万吨迅速扩展到1996年的801万吨。虽然由于国家政策的引导和居民消费心理的变化，其后有所下调。但从2005年起出现恢复性增长，2006年上半年，白酒产量成为全球第一。而根据《2006～2007中国糖酒业市场年度报告》，2006年我国啤酒产量为3515万千升，同比增长14.7％；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销售收入838.8亿元，同比增长16.37％。啤酒的需求量仍呈增涨趋势，预计今后两年将保持10％左右的增速。
从以上这些酒类生产及销售的数据不难看出，随着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和国民个人的经济收入大幅度提高，天天喝酒在经济上已不是困难的事情，人们的酒类消费需求决定了无论是产量还是消费需求都在不断增加，从而导致生活中的醉酒现象频发。
2、整个国家精神文明建设在基层社会的具体落实上明显滞后。
3、国家和社会对社会上存在的广义范围的精神病病人社会管理的忽视。
二、现行醉酒犯罪律师刑事辩护的困局现状。
1、律师如何在这些因酗酒而引发的刑事犯罪案件中，做好对有关醉酒犯罪刑事被告的辩护工作，确保有关醉酒犯罪刑事被告得到公平的判决，首先要克服律师在理解对《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规定如何领会贯彻的难题。《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因此，有些律师理解此条款规定的就是：我国法律认为醉酒人实施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对其构成犯罪的危害行为负完全的刑事责任，连少许的余地都没有。
2、当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和司法教学中对醉酒犯罪的某一类当事人还有另一种处置的方法，就是把病理性醉酒和生理性醉酒区别开来区别对待。生理性醉酒当然要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对病理性醉酒的案犯，依照有关医学研究成果理论认为：此种醉酒犯罪的案犯应依照《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办理。即将病理性醉酒的案犯按照“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对待，按照“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也一直是这样实施的。
可是，在刑事案件辩护实践中，属于病理性醉酒的案犯是非常少的，此辩护方法不具有普遍的意义。那么，针对上述提出的难点，有没有更好的思路和方法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医学科学研究实践和司法精神病学科学研究实践，已经为我们律师辩护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三、破解现行醉酒犯罪辩护困局的新方法
1、在这数十年来世界范围内（包括我国）飞速发展的医学科学研究实践和司法精神病学科学研究实践中，已经对“醉酒犯罪”的性质、分类、醉酒人的主观方面、刑事责任能力等等方面，均作出了比较可靠的研究定性，为我国的刑事立法发展、刑事司法实践和律师对有关醉酒犯罪刑事被告的辩护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科学实践依据。
2、精神病医学科学的发展成果。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的精神病医学科学界也和我国的各行各界一样，在精神病医学科学研究和临床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在卫生部的组织下，我国精神病医学科学界的专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讨论，先后修改和重新制订了我国的精神疾病分类标准：《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 1989（即CCMD－Ⅱ）》和《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2000年）。同时，在精神病医学理论上，还引进了复杂性醉酒的分类方法。
在最新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中，在精神疾病分类标准的第二类“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或非成瘾物质所致精神障碍”中的第一个病名就是：10．1酒精所致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s due to use of alcohol [F10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和行为障碍]。根据现有资料显示, “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和行为障碍”的概念是：“精神障碍由饮酒所引起，可在一次饮酒后发生，也可由长期饮酒形成依赖后逐渐出现，或突然停饮后急剧产生症状。除精神障碍外，往往合并有躯体症状和体征。’’
3、精神病医学科学的研究成果是我国律师破解醉酒犯罪辩护的法律理论困局唯一出路。
从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方面看，《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对酗酒后的精神异常现象所做的病名认定，与《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 1989（即CCMD－Ⅱ）》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 1989（即CCMD－Ⅱ）》中，对酗酒后的精神异常现象所做的病名认定是：“嗜酒所致的精神随意”。
“嗜酒所致的精神随意”，从该词汇的文字含义我们可以理解为：嗜酒成性（酒精依赖症）的人在醉酒后出现的精神混乱状态。他还不是属于精神障碍的范围，只是一种属于精神病范围内的精神随意现象。从此词汇的含义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 1989（即CCMD－Ⅱ）》在1989年制定以后，对我国醉酒犯罪辩护的法学理论无太大推定作用的原因。
而《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将酗酒后的精神异常现象明确确认为：精神障碍。使我们任何一个律师接到醉酒犯罪犯罪嫌疑人的案件时，首先产生的第一个概念——他就是一个精神病人（虽然是暂时性的），这是由国家医学神经病科学诊断标准强制规定的。他的犯罪行为是在醉酒以后的精神错乱期间发生的，是由于精神病发作造成的。从犯罪主体范围上讲，可以是任何一个喝酒的人，而没有任何过多的限制。
从以上两个病名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将酗酒后的精神异常现象明确确认为：精神障碍。而《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 1989（即CCMD－Ⅱ）》中的病名 “嗜酒所致的精神随意”。通过以上的对比，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从准确性上还是从概念上，《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将酗酒后的精神异常现象，确定为精神障碍的科学定性成果，使我国从无到有，确立了醉酒犯罪的嫌疑人首先可能是精神病人的概念，醉酒犯罪的嫌疑人的犯罪行为不能排除是由于精神病发作造成的。从犯罪主体范围上讲，可能也可以是任何一个喝酒的人，没有任何过多限制的全部概念。
这就是医学科学推动法学科学发展的典型案例，也是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忠实反映和结论，并将为我国律师破解醉酒犯罪辩护的法律理论困局提供了一条新的刑事辩护的科学出路。
4/我国律师破解醉酒犯罪辩护的法律理论困局的法律理论方法和科学依据。
既然作为国家医学科学诊断标准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已经将酗酒后的精神异常现象，确定为精神障碍，确定为我国精神病诊断的一个病名。我们律师就可以通过对《刑法》第十八条的全面理解和运用破解醉酒犯罪辩护的法律理论困局。
《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我们律师破解醉酒犯罪辩护的法律理论困局的对策和办法就是：根据《刑法》第十八条第1款-第3款规定的法律条文，在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刑事辩护时，首先根据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可能是一个精神病人（虽然是暂时性的），其行为属于精神障碍的国家精神病学病名标准，正式的向办案机关提出申请，申请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做精神病法医鉴定。以确认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的真实状况。为律师下一步的庭审进行准备科学证据，确保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得到公平的审判，以争取较轻或减轻的刑事处罚。
5、我国现在对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做精神病法医鉴定的状况。
目前，我国沿海地区的律师和少数司法机关已经进行了此类的先行实践。根据有关资料看，律师凡是在在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申请精神病法医鉴定，并得到司法机关批准进行的，绝大多数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都得到了较轻或减轻的刑罚处罚。
本律师在2007年的3-6月份，曾经受理过一起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醉酒抢劫的犯罪案件，我就采取了对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申请精神病法医鉴定的办法进行辩护。在得到司法机关批准鉴定后，陕西省精神卫生中心对犯罪嫌疑人仲XX做出了《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书》，该《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书》的鉴定结论是：
从案卷提供的材料结合鉴定时的有关检查，根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标准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有关学说，我们认为被鉴定人仲XX属于：酒依赖所致人格改变。2007年2月25日作案时属于复杂性醉酒状态，考虑到具体案情，我们认为其2007年2月25日作案时可以被评估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该案的办案机关接到《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书》后的不久，醉酒犯罪犯罪嫌疑人仲XX被该办案机关撤案释放。
律师在醉酒犯罪刑事辩护中的新方法新思路的实质就是：运用国家精神病学病名的科学标准，运用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是暂时性精神病人的医学原理，根据《刑法》第18条第1至3款的法律规定，在不排除使用《刑法》第18条第4款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依法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申请精神病司法鉴定，以收集到对该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发生时的刑事责任能力法医学鉴定，以便为犯罪嫌疑人进行罪轻辩护。
四、辩护律师必须掌握的司法精神病常见分类病名及基本知识。
改革开放以来，在卫生部的组织下，我国精神病医学科学界先后修改和重新制订了我国的精神疾病分类标准：《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 1989（即CCMD－Ⅱ）》和《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2000年）。同时，在精神病医学理论上，还引进了复杂性醉酒的分类方法。这个新引进的分类方法对于我国司法精神病学诊断、科研、鉴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为《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在司法精神病领域内的适用，提供了桥梁和基础的绝对重要的作用。
前面讲过，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司法实践和司法教学中，一直把醉酒犯罪分为病理性醉酒和生理性醉酒两个类别。犯罪嫌疑人按照自己分属的类别，分别承担相应的完全刑事责任或部分刑事责任
但是，在以前的刑事案件司法实践中，属于病理性醉酒的案犯按比例是极少的，此辩护方法不具有普遍的意义。而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比较多的不属于病理性醉酒，应属于生理性醉酒，但是还是显示出较为明显的酒后精神障碍状态的犯罪嫌疑人。查其具体的综合表现等情况，其本人又是一个典型的好人。就是人常说的“不喝酒是天使，喝了酒是魔鬼”。
因此，现实司法实践的需要促使精神病医学科学界引进了复杂性醉酒的分类方法，就是从生理性醉酒的人中，划分出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不属于病理性醉酒，应属于生理性醉酒，但是还是显示出较为明显的酒后精神障碍状态的那一部分人。而复杂性醉酒分类方法的引进已经或可能会根本性的改变以往对这部分醉酒犯罪人员量刑过重的状况。
按照现行的司法精神病学分类方法，律师经常遇到的酒精所致精神障碍主要病名分为三类，就是病理性醉酒、复杂性醉酒和生理性醉酒。
根据资料显示，他们的具体概念如下：
1、生理性醉酒（普通醉酒状态）
由一次过量饮酒后出现的急性中毒状态。绝大多数醉酒状态属此种情况，系酒精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所致。症状的轻重与血液中酒精的含量和代谢的速度密切相关。 我国多数专家和学者均认为此种醉酒人具备完全的责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