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关于印发《关于国有农场事业费管理的几项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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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人民政府


陕西省对违反劳动安全条例经济处罚实施办法（试行）
陕西省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了促使各企业单位认真执行有关劳动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积极改善劳动条件，保护职工在生产中安全和健康，根据《陕西省劳动安全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第三十四、三十五条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境内从事生产活动的县属以上国营、集体企业（包括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及外资、中外合资企业单位。
第三条 对违反《条例》和本办法的单位和责任者，按照《条例》规定的权限，分别由省、地（市）、县（市、区）劳动安全监察机构负责实施经济处罚。
第四条 对责任单位经济处罚标准：
（一）不重视安全生产，对事故隐患应采取而未采取改进措施或者措施不力，在接到劳动安全监察机构的《劳动安全监察指令书》后，逾期不改的，罚款一千元至五千元。
（二）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和技术改造项目，防尘防毒和劳动安全设施没有做到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和审批、同时施工、同时验收，就投产使用的，对责任单位处以五千元至三万元的罚款，并责令其补充劳动安全卫生设施。
（三）设计单位在设计工程项目时，没有按国家规定的标准和要求设计劳动安全卫生设施的，或劳动安全卫生设施设计有漏项的，罚款一千元至五千元；除罚款外，责令其补充设计劳动安全卫生设施。
（四）不按照规定对职工进行安全教育，或让未经安全技术培训的职工上岗操作的，每发现一人次，罚款三百元。
（五）安全生产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健全，或者无章可循，经劳动安全监察部门指出后仍不采取措施的，罚款一千元至五千元。
（六）不按国家规定安排使用安全技术措施经费，随意消减防尘防毒和安全设施，或虽有设施而不使用，经劳动安全监察部门指出后仍不改的，罚款一千元至五千元。
（七）生产设备不符合安全规定，违章运行，经劳动安全监察部门指出后仍不积极改正的，罚款三百元至二千元。
（八）发生事故造成职工伤亡的，每重伤（包括急性中毒的新增职业病）一人，罚款一千元，每死亡一人，罚款五千元；一次事故中既有重伤又有死亡的，按上述标准分别计算，合并罚款。
（九）发生死亡和重伤事故后，故意破坏现场，阻挠调查处理事故的，加罚二千元；隐瞒不报或谎报的，除按本条（八）项规定给予罚款外，另按每一人次，加罚三千元。
（十）非法设计、制造、安装、修理锅炉、压力容器的单位，锅炉每蒸吨罚款二千元，压力容器每立方米罚款五百元，瓶类每支罚款三百元；对转让许可证者，按上述标准加倍罚款。
生产的锅炉、压力容器未经省劳动人事厅授权的单位检验，擅自出厂的对制造单位按出厂价的百分之十罚款。
锅炉在安装前未经当地劳动部门审查同意，擅自施工的，或锅炉安装后，未经验收，擅自运行的，对安装单位和使用单位各按每蒸吨罚款五百元。
未向当地劳动部门登记领取使用证，擅自使用锅炉的，对使用单位每蒸吨罚款五百元；锅炉运行中不按期进行检验的，每蒸吨罚款三百元。
第五条 对责任者个人经济处罚标准：
（一）对责任单位处以罚款的同时，应对责任领导人和直接责任者根据情节轻重，处以本人当月标准工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罚款，并在一至六个月内不得评奖。
（二）企业主管部门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不重视安全生产管理，导致本行业伤亡事故和职业病严重的，对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者，按照本条（一）项办法处罚。
（三）由于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安全纪律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责任领导人和责任者处以本人当月标准工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罚款，并在三至六个月内不评奖。
第六条 外省单位在我省承接工程项目的设计，施工或设备的加工任务，凡违反《条例》规定的，均按本办法予以经济处罚；应处的罚款，由甲方（发包单位）在乙方（承包单位）的设计、施工、生产费用内一次扣缴。
第七条 各级劳动安全监察机关对责任单位和个人的罚款，应及时上缴财政部门，专户储存。这笔款项由省劳动安全监察部门根据需要编制使用计划，报省财政厅审批，作为改善劳动条件和劳动安全设施的补助经费。
第八条 对责任单位和个人处罚后，应责令其限期解决存在的不安全、不卫生隐患；超过限期仍不解决的，根据情节轻重，每超过一个月加罚第一次罚款的百分之十，直至问题解决为止。
第九条 对责任单位的经济处罚，每次最多不超过五万元。
第十条 因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而造成的事故，对单位和个人免予罚款。
第十一条 受罚单位（或个人）如果对劳动安全监察机构经济处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罚款通知书》十五天内，向上一级劳动安全监察机构提出申诉，对申诉的裁决仍不服的，可在接到裁决十五天内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申诉、不起诉不缴纳罚款的，由当地劳动安全监察机构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陕西省劳动人事厅组织实施的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施行。




1987年11月26日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便是专章创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下称“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该程序机制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缺席审判程序，而更直接的立法渊源则为2003年10月31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5年10月27日予于批准）关于追缴犯罪财产的规定。中国理论界及实务界普遍认为，没收违法所得程序的设立对于更严厉地打击时下日益猖獗的贪污贿赂、恐怖活动等重大犯罪、保护国家财产免于流失、解决刑事立法空白并与国际接轨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于观察者的立场，立法者的初衷自是毋庸置疑。但从现行的规范看，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依然存在程序定性不明、“刑”“民”杂糅混乱等问题，由此势必引发对该程序的证明责任分配、证明标准设定以及权利救济途径等重要程序机制的混乱。倘若未在司法解释中进一步明晰这些问题，则新出现的问题将可能抵消改革所带来的积极成果。

　　首先是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性质不明。立法者将其纳入“特别程序”，其特别之处显然与未成年人特别程序及刑事和解程序大不相同。后两者虽也适用特殊的程序规则，但总体定位依然是刑事程序，适用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包括无罪推定原则下的证明责任分配、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以及平等对抗的辩护权保障等。但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更主要是刑事“既决”事由的财产执行程序，其实施规则不可与刑事诉讼的一般原则同日而语，而更接近于民事领域的财产执行规则。是以，应严格区分作为刑事“既决”事由的证明与作为“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前者的特殊性仅在于被告缺位，无法保障其作为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但证明标准依然是“客观真实”，证明责任依然由人民检察院承担。但后者则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证明标准为“优势证明”，而举证主体主要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

　　其次，倘若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界定为类似于民事领域的“财产执行”机制，则刑事“既决”事由之于民事事由的既判力以及相关当事人的救济程序便成为值得进一步追问的难题。同一案件的刑事判决之于民事判决具有优先效力。而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特殊性便在于刑事判决缺位，直接进入财产执行。因此，如果在没收财产过程中，被告又被抓获的，应如何处理？对此，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仅规定，“没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财产确有错误，应当予以返还、赔偿。”但何谓“确有错误”，应当如何认定？以及在“确有错误”的情况下，通过何种程序加以救济？新刑事诉讼法则未作明确规定，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最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救济途径单一，第三人非涉案财产的保障力度不足。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后，应当发出公告……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有权申请参加诉讼，也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在公告期满后对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进行审理。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第二百八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经审理，对经查证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裁定予以没收；对不属于应当追缴的财产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请，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对于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作出的裁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上诉、抗诉”。但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利害关系人对拟裁定没收的财产主张所有权，则合议庭是否需对该民事权利进行确认？如果确认，合议庭应该采取怎样的审查标准？如果不能确认，利害关系人能否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提起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否需要中止审理？如果未中止审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与新的民事诉讼程序在判决结果上有冲突的，该如何协调？更为严重的是，新刑事诉讼法仅规定，“没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财产确有错误，应当予以返还、赔偿”，未规定因没收程序存有错误而导致第三人财产遭受损失的处理结果。如此，第三人非涉案财产的保障力度显然不足。

　　当然，立法的完善是个渐进的过程。谚云，法律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法律制度的演进势必历经司法的反复锤炼方能达致较理想的结果。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完美的程序设计仅是理想主义者心中的乌托邦。“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经·秦风》）。


　（作者单位：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