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计核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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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计核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暂行办法
海关总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计核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暂行办法
【法规类型】 海关规章 【内容类别】 关税征收管理类
【文 号】 海关总署令第97号 【发文机关】 海关总署
【发布日期】 2002-10-08 【生效日期】 2002-11-10
【效 力】 [有效]
【效力说明】 2002年10月8日海关总署令第97号发布 自2002年11月10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计核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暂行办法
（2002年10月8日海关总署令第97号发布 自2002年11月10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海关对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的计核工作，保障计核工作的公正性、科学性和权威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海关办理走私案件，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的计核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走私毒品、武器、弹药、核材料、伪造的货币、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淫秽物品，国家禁止进境的固体废物和危险性废物等不以偷逃税额作为定罪量刑及认定走私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标准的货物、物品，不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是负责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计核工作的法定主管机关，其授权计核税款的部门（以下简称“计核部门”）是负责计核工作的主管部门。
第五条 海关出具的计核结论，经海关走私犯罪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可以作为办案的依据和定罪量刑的证据。
第二章 计核程序
第六条 因办理走私案件需要计核偷逃税款的，海关走私犯罪侦查机关、海关调查部门（以下简称“送核单位”）应当持《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送核表》（以下简称《送核表》）送交其所在海关的计核部门。
《送核表》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走私案件的名称；
（二）走私方式；
（三）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已缴纳税款情况；
（四）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的品名、牌号、规格、型号、原产地、数量、以及进出口日期等；
（五）查获的时间、地点；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第七条 送核单位送交《送核表》，应当根据计核部门的要求和案件的性质随附下列单据或材料：
（一）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的报关单、合同、商业发票、提（运）单、保险单、加工贸易备案登记手册、国内增值税发票以及其他商业单证；
（二）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的说明书及其他技术资料；
（三）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的使用、损坏程度的记录以及照片；
（四）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的价格、规格、市场行情等有关的材料；
（五）有关计核所需的其他单证或者材料。
对于上述所列的单据、材料，因故无法提供的，送核单位应当向计核部门作出书面说明。
第八条 海关计核部门接到送核单位送交的《送核表》及随附的单证、材料时，应当认真审核，对于填制不清楚或者随附的单证或者材料有遗漏的，可以要求送核单位补充。
第九条 海关计核部门在计核过程中，需要送核单位进行以下工作的，送核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一）对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进行查验取样；
（二）提供与计核工作有关的帐册、文件等资料；
（三）提留货样送海关化验机构或者其他法定或者国家授权的专业部门，出具品名、成分、用途、质量、等级、新旧程度、价值等项的鉴定结论报告；
（四）委托国内有资质的价格鉴证机构等单位出具对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的国内市场批发价格、出厂价格的评估资料；
（五）需要送核单位进行的其他工作。
第十条 送核单位送交的《送核表》及随附单证、材料符合计核要求的，除第九条规定的情况以外，海关计核部门应当自接受计核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作出计核结论，向送核单位出具《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以下简称《证明书》），加盖海关税款核定专用章，并随附《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计核资料清单》（以下简称《计核资料清单》）。
第十一条 《证明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计核事项；
（二）计核结论；
（三）计该依据和计核方法要述；
（四）计核人员签名。
《计核资料清单》应当包括涉案货物、物品的品名、原产地、规格、数量、税则号列、计税价格、税率、汇率等内容。
第十二条 走私犯罪侦查机关、海关调查部门、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海关出具的《证明书》有异议，或者因核定偷逃税额的事实发生变化，认为需要补充核定或者重新核定的，应由原送核单位向出具《证明书》的海关计核部门重新送交《送核表》并附书面说明。海关计核部门接到要求补充核定的《送核表》后，应当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进行补充核定或者重新核定。
第十三条 走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其辩护人对海关出具的《证明书》有异议的，应当向办案机关提出重新核定的申请，经海关走私犯罪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审查同意后，由原送核单位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程序重新核定。
第十四条 海关进行补充核定或者重新核定的，应当另行指派计核人员进行。
第十五条 海关税款计核部门的计核人员，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计核人员是计核案件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计核人员本人及其近亲属与计核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计核案件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计核工作的公正性的。
第三章 计核方法
第十六条 涉嫌走私的货物能够确定成交价格的，其计税价格应当以该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审核确定。
第十七条 涉嫌走私的货物成交价格经审核不能确定的，其计税价格应当依次以下列价格为基础确定：
（一）海关所掌握的相同进口货物的正常成交价格；
（二）海关所掌握的类似进口货物的正常成交价格；
（三）海关所掌握的相同或者类似进口货物在国际市场的正常成交价格；
（四）国内有资质的价格签证机构评估的涉嫌走私货物的国内市场批发价格减去进口关税和其他进口环节税以及进口后的利润和费用后的价格，其中进口后的各项费用和利润综合计算为计税价格的20％，其计算公式为：
国内市场批发价格
计税价格= ——————————————————————————————
进口关税率+消费税率+增值税率+进口关税率×增值税率
1+ —————————————————————————— +20%
1 − 消费税率
（五）涉嫌走私的货物或者相同、类似货物在国内依法拍卖的价格减去拍卖费用后的价格；
（六）按其他合理方法确定的价格。
第十八条 对于已陈旧但尚有使用价值的涉嫌走私的货物，如不能按照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核定其计税价格且海关难以认定其新旧程度，应当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新旧程度的鉴定结论报告按照本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核定其计税价格。
第十九条 涉嫌走私进口的黄金、白银和其他贵重金属及其制品、珠宝制品以及其他有价值的收藏品，应当按国家定价或者国家有关鉴定部门确定的价值核定其计税价格。
第二十条 对于无法确定成交价格的涉嫌走私的非淫秽音像制品，应当以固定的价格作为计税价格。具体价格由海关总署另行确定。
第二十一条 对于涉嫌走私的假冒品牌货物，其计税价格由海关总署另行确定。
第二十二条 涉嫌走私的国产品牌货物，应当以相同或者类似货物正常的出口价格核定其计税价格；出口价格不能确定的，其计税价格应当以相同或者类似货物在国内的正常的出厂价格（不含增值税）为基础核定。
第二十三条 擅自内销保税货物涉嫌走私的，能够确定原申报进口货物成交价格的，其计税价格应当以原申报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核定；原申报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不能确定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核定的原申报进口货物的价格作为计税价格。
第二十四条 擅自内销特定减免税货物涉嫌走私的，其计税价格应当以该货物原进口时的成交价格为基础核定，计算公式为：
擅自内销时已进口时间（月）
计税价格=原进口时的海关完税价格×（1− ————————————————）
监管年限×12
成交价格不能确定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并按上述公式计算计税价格。
第二十五条 涉嫌通过携带、托运和邮递方式走私的货物、物品，应当按本办法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的规定核定其计税价格。
第二十六条 在核定涉嫌走私的货物计税价格时，应当包括货物运抵境内的运费、保险费。
第二十七条 对于涉嫌走私的货物或者物品，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规定的归类原则，归入合适的税则号列，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及其他有关税率适用的规定采用正确的税率确定偷逃税款。
第二十八条 在计核涉嫌走私的货物或者物品偷逃税款时，应当以走私行为案发时所适用的税则、税率、汇率和按照本办法第十六条至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审定的计税价格计算。具体计算办法如下：
（一）有证据证明走私行为发生时间的，以走私行为发生之日计算；
（二）走私行为的发生呈连续状态的，以连续走私行为的最后终结之日计算；
（三）证据无法证明走私行为发生之日或者连续走私行为终结之日的，以走私案件的受案之日（包括刑事和行政受案之日）计算；同一案件因办案部门转换出现不同受案日期的，以最先受案的部门受案之日为准。
第二十九条 在计核涉嫌走私的货物偷逃税款时，应扣除海关按照走私犯罪嫌疑人的申报计算的应缴税款。
第三十条 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涉及到税款计核的，如不能确定涉嫌违规的货物或者物品的接受申报进口之日的，可以比照本办法办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2年11月10日起实施。
电力监管机构举报处理规定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电力监管机构举报处理规定》（电监会17号令）
各有关单位：
《电力监管机构举报处理规定》已经2006年1月17日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主席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4月1日起施行。
电力监管机构举报处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行使举报权利，规范举报处理工作，根据《电力监管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以下简称电力监管机构）处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违反有关电力监管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的举报。
第三条 电力监管机构处理举报应当依法、公正、及时。
第四条 电力监管机构应当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电子信箱、举报接待的时间和地点、查询举报事项进展及结果的方式等相关事项。
第五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方式向电力监管机构举报。
多人采用走访形式举报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
第六条 电力监管机构接到通过邮寄信件、发送电子邮件、传真、登录电力监管机构网站等方式进行的举报，应当保存原始材料。举报材料是电子形式的，应当打印。能够与举报人取得联系的，应当与举报人确认举报事项；不能与举报人取得联系，应当注明情况。
电力监管机构接听电话举报，应当填写电话举报记录。有条件的，可以录音。
电力监管机构接待来访举报，应当填写来访接待记录，经举报人核对后签字；举报人不愿签字的，接待人员应当注明情况。
电力监管机构接到国务院交办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移送的举报，应当指定专人处理。
第七条 电力监管机构应当对举报信件、举报材料打印件、电话举报记录或者录音、举报来访接待记录、交办或者移送的举报材料进行登记、编号。
第八条 电力监管机构对被举报人基本情况清楚、有具体的违法事实、线索清晰并附带相关证据材料的举报，应当受理。
第九条 举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电力监管机构不予受理：
（一）举报事项不属于电力监管机构职责范围的；
（二）没有明确的被举报人或者被举报人无法查找；
（三）没有具体的违法事实或者查案线索不清晰的。
第十条 电力监管机构受理的举报，由被举报人所在地的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派出机构负责办理。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派出机构认为举报案件重大、情况复杂的，可以报请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办理。
第十一条 电力监管机构处理举报的工作人员应当恪尽职守、秉公办事，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及时妥善处理，不得推诿、敷衍、拖延。
电力监管机构处理举报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 与举报事项有利害关系的;
（二） 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
（三） 其他电力监管机构认为应当回避的情形。
第十二条 电力监管机构按照下列规定作出举报处理决定：
（一）经调查核实，被举报人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或者其他处理；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二）经调查核实，被举报人的行为未违法的，终止办理，予以结案；
（三）举报事项证据不足，无法查明的，终止办理，予以结案。
第十三条 举报应当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办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电力监管机构负责人批准后，可以延长办理期限，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对具名举报的举报人，应当告知其延期理由:
（一）举报事项复杂，涉及多方主体的；
（二）举报事项调查取证困难的；
（三）举报事项需要专业鉴定的；
（四）其他需要延长办理期限的。
第十四条 举报办结后，电力监管机构有举报人的联系地址、联系电话的，应当及时告知举报人处理结果。
第十五条 举报事项性质恶劣、社会影响较大的，电力监管机构可以将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及其处理情况向社会公布。
第十六条 电力监管机构应当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不得泄露举报人的举报材料和相关信息。
第十七条 电力监管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对举报有功的人员和单位给予奖励。
第十八条 电力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泄露举报信息或者隐匿、销毁举报材料，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举报人应当对自己所举报的内容负责。诬告、诽谤被举报人，或者以举报为名制造事端，干扰电力监管工作正常进行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2006年4月1日起施行。
TC与劳教戒毒模式的比较研究
——兼论两种模式的冲突与协调
江苏省句东劳教所 李 颖
TC（Therapeutic Community）即治疗集体（或治疗社区），是美国戴托普（DAYTOP）国际公司建立的从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等多学科结合角度对药物滥用者进行治疗及善后服务的自愿戒毒模式，是目前国际上影响较为广泛的戒毒模式之一。劳教戒毒是我国强制戒毒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戒毒业务由专门劳教戒毒所和综合性劳教所中设置的戒毒大中队负责执行。
一、 TC与劳教戒毒的运作理念
戒毒模式运作理念着重体现在治疗手段的属性定位、治疗对象的身份定位和治疗效果的评价定位三个方面。
1、治疗手段的属性定位
TC的治疗手段实际上是一种方法体系，也是一个手段流程，既有同一阶段（横向）的不同方法，如“治疗社区”阶段中的“职能工作”、“小组活动”、“个案处理”（等行为及心理学方法）；也有不同阶段（纵向）的不同手段，如“治疗社区”中的“职能工作”与下一阶段“重返社区”中的“洗车场”。每一种方法、每一段流程都有其特定的含义与功能，如“治疗社区”阶段中的方法着眼于促进“人格的成熟，心理的康复，为‘重返社区’打基础”；“重返社区”阶段中的“洗车场”在于“让居住者学习一种新的职业态度及能力，为回归社会作准备”。而整个（纵向）流程的功能则体现在“当居住者重返社会时，他将发现社会的这些要求正是在治疗社区中所学习和体验的。居住者将……摆脱吸毒者亚文化群体，恢复主流社会生活态度，从根本上改变人本身，从而戒除毒瘾……”可见，TC的治疗手段强调对居住者“生理脱毒、人格成熟、心理康复、职业态度的养成、职业技能的形成”的恢复性救助，从而为回归社会打基础、做准备，即侧重于“康复”。
而劳教戒毒中的治疗手段大多（或仅仅）表现为生产劳动，其追求经济效益的功利性效应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执法与行政管理中，如民警工作绩效考核、执法活动中生产效益的单纬度评价标准论。即治疗手段仍停留在传统的缺乏现代矫正意义的层面——社会本位的治安防控，而非公民权利本位的罪恶习性的矫正与生存技能的恢复或培养——“给你一次重新做社会主人的机会”——以惩戒功能的弱化，救助功能的凸显，社区关系的修复，与被害人关系的改善为基础，类似于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基切纳市建立的首个“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计划”（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 Program）为典型的恢复性司法。于是，惩戒成了其治疗手段（生产劳动）功能性的重要且主要体现，铁窗、铁门、高墙便成为这一功能的器物态必然或标志。
2、治疗对象的身份定位
TC首先认为药物滥用者是一位因吸食不良物质，其人格和心理发育受阻，甚至倒退，必须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的病患者，所以在注重生理恢复、心理康复的同时，更主张“给予他们‘有责任的关心和爱’，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这是TC治疗的基础，基于这种融洽、信任和关爱，居住者便能够主动地按照医生的要求改变自己的行为、思想、情感，努力挖掘“个人经历”这一重要资源，充分利用“成就”、“成就感”这种动力体验，坦然接受来自医生以各种方式实施的激励和鼓励，自觉效仿为己树立的“成功个案”，从而树立信心、坚定信念、保持操守——这便是TC治疗中成功的良性互动，也是目前我国强制戒毒模式所欠缺的品质。
劳教戒毒的首要规定性是对吸毒违法行为的惩戒，戒毒功能次居其后。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戒毒对象首先被贴上了违法行为人的标签，而不是TC中应受医生呵护的“病患者”，受到否定性评价的不仅仅是其行为，还包括整个人本身。
3、治疗效果的评价定位
TC对居住者是以生理恢复、心理康复、良性行为方式的形成为评价指征的，评价指征以健康问卷、心理测试量表、行为量表等实证研究成果为理论支撑，其测量指标是经过大量调查问卷、临床实践、统计学处理的量化数据表达，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
劳教戒毒模式对治疗（改造）效果的评价则仍然定位在传统管理模式中规定的日常行为表现、劳动定额的完成及在各类竞赛活动中的特别表现上，将劳教戒毒人员的戒毒成效课以传统评价标准，而非实际的戒断情况，是很不科学的。这就与TC形成了鲜明的评价反差。
二、TC与劳教戒毒的价值内涵与价值目标
1、价值内涵中的传统与现代
笔者以为TC的价值内涵应包含“生物—医学—行为模式”的治疗理念。传统戒毒疗程（当然地包括强制戒毒），无论是治疗方案的综合性，还是控制手段的多样化，实际上都只完成了戒毒的初始步骤——生理脱毒，单纯的生理脱毒并不能使戒毒人员真正戒除毒瘾，忽略的却是更为重要的生理脱毒之后心理、行为、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康复治疗。药物成瘾不能仅仅归因于生理依赖，而要着力解决也着实难以解决的是由诸多复杂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心理或精神依赖。“生物—医学—行为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崭新也更为广阔的视野——从生物学领域寻求致瘾诱因、致瘾因素、成瘾机制、成瘾表征，在医学平台探索戒除路径、戒断方案、戒断医学评估，并将倡导建立健康行为模式作为戒除毒瘾、保持操守的戒毒工作的重要内容。
与TC截然不同的是，劳教戒毒的价值内涵却表现在预防，体现于教养。劳动教养“预防”功能的价值定位缘于法规制定时的治安形势及政治需要，在被赋予戒毒使命时，并未做好制度上的准备，使得劳教戒毒也沿袭了母体（劳动教养）的“性格”——预防——将对吸毒违法行为的打击仅仅定位在维护“社会主义的良好秩序”上。时至今日，预防的“性格”依然如故，这只是一个层面。另一层面便是教养，教养的提出既缘于处理“不够判刑，但又游手好闲、违反法纪”的“坏分子”的政治需要，也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教养哲学，又深受马克思改造人的学说与中国预防犯罪实践的影响。正因此，劳动教养被赋予了中国特色的内涵。与预防功能不同，教养被赋予了新时代的意义，日渐突出其现代矫正内涵：“……以教育感化为主，并辅以治疗，制裁为次；通过教育、医疗，使违反法律的人又成为合格的公民回到社会，而不是要消除、隔离、报复他们……”
于是，便呈现出TC与劳教戒毒的价值内涵之间、劳教戒毒中预防与教养层面之间，传统与现代元素相互碰撞、相互交织的景象。
2、价值目标里的碰撞与默契
TC（美国戴托普国际公司）是非盈利性民间组织，运作经费全部来自于民间捐赠，其设立与运作也完全是一种民间行为，居住者可以免费入住接受治疗。TC的价值目标在于使每一位前来治疗的药物滥用者摆脱毒品的困扰，恢复生活的本能，即致力于追求个体社会功能的恢复与发展，人格心理的成熟与完善，行为模式的建立与促进，而不在于赢利多寡、获益贫丰。
作为政府行为，劳教戒毒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采取劳动教养的办法，将这些人员……放到国家指定的地方，替国家做工……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改造工作……”沿用的仍然是传统范式化改造，这与TC着重个案化治疗有着理念上的差异、观念上的区别、操作上的不同。（“个案化矫正”与“个别教育”也有着上述区别，并非同一概念或近似概念。“个案化矫正”首先注意并寻找个体差异，认为差异性是制订矫正方案、实施矫正计划的前提或基础，并将差异作为解释行为异常、思想波动的根据。而“个别教育”只是一种教育形式，与“集体教育”相对应）可见，劳教戒毒的价值目标在于通过一系列教育形式与方法——“使善者从风而向化，恶者革面而洗心”，“矫正一切可以矫正者，不可矫正者不使为害”，从而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
一个注重微观个体，一个关注宏观社会，可见，劳教戒毒的价值目标是继“理念、观念”之后，与TC的又一次碰撞，当然这与他们各自所代表的立场与利益群体的不同是密切相关的。
有碰撞，也有默契。在个体矫正层面上，二者终于趋向了一致，只不过是目标与手段的区别罢了——TC是以个体矫正的实现为目标的，而劳教戒毒却视之为维护社会良好秩序的手段，从而，也显现出了中西方教养哲学中人文涵蕴的差异。
三、模式运作要素的比较分析
要分析模式的作用机理，就要认真剖析其要素。笔者从模式的启动、成员组成、模式制度、激励机制等要素入手，比较分析两种戒毒模式的特点，揭示差异，探求规律，为运作理念的借鉴、模式要素的移植提供理论先导。
1、模式的启动
TC的启动是以吸毒人员的自愿申请为标志的，但申请的提出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加入TC。能否加入，要看院方组织的“接诊结果”和“全体家庭成员”的“去留决定”。TC规定，凡进入治疗社区的病人除要接受毒品安全检查外，还要接受由工作人员、协调员、组长、新成员组成的“接诊”组进行的“检查”或“反省”，“接诊”后由“全体家庭成员”依据其行为表现和工作态度决定其去留问题。
劳教戒毒模式的启动与劳教机关并没有关联，而由审批机关（公安机关）依法定程序决定。与TC有着本质区别的是，劳教戒毒具有行政执法的性质，这是由劳动教养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病人”的自愿申请并不能启动劳教戒毒模式，而是必须首先有“复吸”这一违法行为的存在，由公安机关的处理决定，劳教戒毒机关只负责执行。这也是我国自愿戒毒与强制戒毒的重要区别。
简言之，劳教戒毒模式的启动是以审批机关对“复吸”违法行为人劳动教养决定的宣告为标志的。
2、成员组成的比较
TC中的成员，按照职务高低不同可分为协调员、组长、领班、组员。工作人员有行政管理人员、医生、心理咨询师、护理人员及志愿者。
劳教戒毒模式的成员，即劳教戒毒人员，一般没有上述职能清晰、责任明确、严格系统的内部分工。所谓分工，也仅仅是习艺劳动中不同流程与岗位的简单划分与设定。至于其工作人员即是指从事劳教戒毒工作的警察。
两种模式中成员之间的关系有“等级”之同，也有“处遇”之异：如，均设定了一定梯度的地位等级，TC称之为“金字塔”式“特权”等级，劳教戒毒模式谓之“管理等级”，并且不同等级分别兑现不同处遇，设立目的在于通过等级梯度差来调动成员积极性。区别是，两种模式中成员间的相互关系表现不一致。TC中，不同等级成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指令或支配关系，如“协调员”有向下级发出指令性任务的“权力”（姑且称之为“权力”，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认可的规则约束，即不具备产生“权力相对人”权益损耗的权威，TC“权威”的产生基础在于成员都认可一个约定的类似于法律的规则），而劳教戒毒中，成员之间不存在“上下级”，甚至“指令性、支配性”关系，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处遇的差异，当然，这又和所内非正式群体如班王组霸、地域性帮派对其他成员的“指挥”、“支配”性质不同。
另一重要之别是，TC的居住者与工作人员之间的角色有单向转换的可能，即居住者通过自己出色的表现——操守的长久保持——可以转换成为工作人员，如“咨询员”、“同辈辅导（人员）”，现行工作人员中有不少就是由前居住者或担任过协调员的高级居住者担任的。而劳教戒毒中不存在这种情况，劳教戒毒人员即便表现再出色，也不可能担任其工作人员——警察，但可以协助警察做好其他人员的管理教育工作。
3、模式制度的比较
两种戒毒模式制度的比较，限于行政管理、业务工作（戒毒流程）等内部管理规则范畴，笔者以为在法律制度方面不具备可比性，因为模式的建立分属不同领域——一个民间投资、管理自治，一个政府设立、依法管理。TC的制度特色是将工作人员与居住者的职责都进行了规范化与标准化，并建立了与之匹配的奖惩监督机制。如“行为准则”中“社区工作人员守则”、“戒断宿舍管理规则”、“治疗社区宿舍管理规则”就是对工作人员与居住者行为的禁止性规定，既规范职务作为，也调整个人行为；既明确公共事务管理，也强调个人内务规范。再如“社区管理机制”，既有不同事务组的事务安排，也有不同职务人员的职责内容；既有特权设置，也有约束措施。整个条款语言简洁、内容通俗，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与TC不同，劳教戒毒仍旧沿用普通劳动教养制度体系，其相关制度（法规除外）大都以“部令、规定、准则、通知、办法、实施意见”等形式公布并形成体系，特点是形式多样、内容庞杂，涉及场所安全、所政管理、教育改造、执法执纪、队伍建设、生产管理、生活卫生等各个方面，制度综合性强、管控面广、层级鲜明，但因实际因素纷繁复杂，一些制度规定可操作性相对较差。
4、激励机制的比较
如上所述，TC成员之间存在着一种“金字塔”式等级关系，地位的等级差异，解决了TC成员矫正的动力系统问题，而差异形成的目的论，则一直是激励机制所要解决并力图完善的课题。TC认为，“金字塔”格式的运用，实际上是以“特权”的形式反映居住者的工作、情绪、情感、压力、挫折感、即刻满足心理、应付困难的能力，以此促进居住者端正行为态度、匡正行为偏差、改善应激心态——运作实践也肯定了这种激励机制的积极功效。比较出彩的是，TC巧妙地将极富“亲和力”的奖惩措施糅合到了行为管理中，如对违反“戒断宿舍管理规则”的居住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洗碗或冲厕所1~3天的处罚，不服处罚的，可以上升处罚等次——“严厉批评”（talking-to）直至“剃头”（hair-cut），最严厉的莫过于“开除出院”——劝其放弃此次治疗——“自己没有给自己机会”。可见，这样的处罚更富感性、更显亲和、也更具成效——让居住者们自觉通过自己的出色表现赢得尊重、获得“升迁”，而不是“永久性”地被贴上“违法行为人”的“标签”。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反思劳教戒毒模式中的管理措施，比如，惩罚手段的过多运用，损伤的是戒毒者的积极性（动力系统），从而，削弱了戒毒的能动性，抑制了潜能和积极因素的开发与利用……除惩罚机制外，劳教戒毒模式也有奖励措施，但因戒毒工作的特殊性，这些措施的适用标准只是满足了普通劳教管理的需要，大多不适用于戒毒流程，如生理康复、体能恢复阶段就不能以是否完成劳动定额的标准来衡量和考察心瘾的戒断情况。
四、劳教戒毒模式的未来展望
（一）理念定位——执法思维反思
劳动教养制度已由过去“游民改造”、处理“坏分子”的政治策略，发展至今天稳定社会治安的调控措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战绩，尤其针对以吸毒为典型的社会顽症的整治和以“法轮功”为代表的邪教的取缔，更凸显了其不可轻蔑的生命力，但在“法治”的拷问下——“功利性”能否作为“合法性”的存在依据——作为其子系统的劳教戒毒也难辞其咎。因此，立法才是劳教制度改革的出路，但首先要解决的还是理念定位，实务中，问题突出表现在人本和法治理念的淡薄甚或缺失。
关于人本理念
笔者以为，劳教戒毒人员个体首先是独立的人——不是我们的“工作对象”，也不是法律关系的“客体”，而是戒毒工作和法律关系的主体。将戒毒人员置于“工作对象”麾下，定为“法律关系客体”范畴，说明在观念层面：我们没有充分认清戒毒者个体因素中的积极方面，而是一以惯之地将之定格为消极的对立面，却忽视了他们正是我们行之有效地开展工作的关键——工作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进行下去，工作成效只有借助他们才能体现出来。在法律层面：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即法律所保护的为一切违法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一般表现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管理制度和社会秩序等，如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的客体是不特定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侵犯的则是国家机关管理活动和社会公共秩序，而不明确地指向“人”。视劳教戒毒人员为“客体”实属认识上的偏差。
强调人本理念，意味着要充分认识并重视劳教戒毒人员的主体地位，切实调动并保护其主观能动性，通过主体（的一方面，戒毒警察也是劳动教养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主体的另一方面）——劳教戒毒人员的自觉努力积极体现戒毒成效；意味着要从器物层面、观念层面体现对戒毒人员的关注，侧重于生理和心理的康复、人格的改善、社会适应性训练，而非人身的限制、行为的惩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