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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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注重书面陈述的诉讼价值

冯春明

[内容提要] 我国司法活动因受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 长期以来存在过分依赖笔录的问题，并形成了以“笔录为中心”的言词证据模式。由于笔录的制作主体是侦查人员而不是陈述人，因此，询问、讯问笔录中难以剔除“人为的”瑕疵，易导致司法的偏差，甚至导致公权对私权的侵犯。随着现代司法理念的逐步确立，书面陈述在诉讼活动中的价值，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所谓书面陈述，是指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就其所知的案件事实，以书面形式所作的陈述，是相对于询问、讯问笔录而言的言词证据。由于书面陈述系陈述人亲笔所写，其较询问、讯问笔录更能体现陈述人的意志。

所谓书面陈述，是指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就其所知的案件事实，以书面形式所作的陈述，是相对于询问、讯问笔录而言的言词证据。
随着现代司法理念的逐步确立，书面陈述在诉讼活动中的价值，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同时，无论是法学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均程度不同地对以侦查人员为主体制作的“笔录”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提出质疑。询问、讯问笔录被认为“其所证明的并不是案件事实，而是某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曾经作过的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有学者甚至认为：“询问笔录不能直接证明某证人看到了什么，只能证明该证人曾经说过他看到了什么；讯问笔录也不能直接证明某被告人干了什么，只能证明他曾经说过他干了什么。在证明具体案件事实的问题上，笔录应该属于传闻证据。”诚然，笔录是否属于传闻证据有待商榷，但书面陈述较询问、讯问笔录更能体现陈述人的意志是不容置疑的。
我国司法活动因受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 长期以来存在过分依赖笔录的问题，并形成了以“笔录为中心”的言词证据模式。由于笔录的制作主体是侦查人员而不是陈述人，因此，询问、讯问笔录中难以剔除“人为的”瑕疵，易导致司法的偏差，甚至导致公权对私权的侵犯。如侦查人员在制作询问、讯问笔录过程中，被询问的被害人、证人和被讯问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很容易处在单纯回答问题的被动地位，这种一问一答式的笔录，不一定就是陈述人的自主行为，笔录的制作及其内容，也难以或者不完全以陈述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有陈述人在笔录上的签字认可，但也不排除笔录内容违背或有所违背陈述人意愿的可能性。庭审过程中，一旦证人翻证或被告人翻供，如果其他证据欠缺，法庭就只得以传唤制作笔录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形式进行补救，以证明该笔录的真实性。但侦查人员的证言，在当庭翻证的被害人、证人面前，或者在当庭翻供的被告人面前，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如刘某强奸一案，被告人刘某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供述了某晚在河边使用暴力手段，将一女青年强行奸污并致伤的犯罪事实。但开庭时被告人翻供，辩称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是侦查人员对其刑讯逼供的结果，同时被害人亦翻证。由于证据发生变化，该案延期审理。二审过程中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证明没有刑讯逼供的行为，但本案由于难以判断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及侦查人员证言的真实性，法庭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对刘某作无罪判决。
诚然，询问被害人、证人和讯问犯罪嫌疑人，是侦查人员用以发现、查明犯罪事实的重要手段，具有不可替代性；询问、讯问笔录也是公诉人指控犯罪的重要的法定证据之一。但过分依赖笔录已明显与现代司法理念相悖，而且由于笔录不是证明主体亲笔所写，容易为诉讼过程中可能的“翻供”、“翻证”留有缝隙、埋下伏笔。庭审中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往往使司法人员陷入“二律背反”的尴尬境地。
目前，被害人、证人出庭作证难，被告人时有翻供，证人时有翻证的现象，已严重困扰着司法实务界。有人认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完全可以固定证据，并且能够有效的解决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的问题”。但笔者认为：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可为固定证据和应对“翻供”、“翻证”提供技术支持，但录音、录像等科技手段的利用毕竟受科技设备、技术条件和环境条件的制约，而且近期不可能普遍应用；况且，音像资料掌握在人的手中，在制作上与笔录制作一样也会受到人为因素的支配和影响，其证明作用也有其局限性。另外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的原因，并不单纯是证据的固定问题；证据的内容和形式是否出自陈述人的意愿，也是其中的因素之一。笔者认为：司法活动中，司法人员除应运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和手段依法搜集、固定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外，鉴于书面陈述与笔录的制作主体不同，陈述对象、陈述方式不同，证明角度和证明形式不同，应重视书面陈述的采集和运用。实践中欲取得好的法律效果，可采用“书面陈述加笔录”即“1+1”的模式进行。这种以书面陈述为主，以询问、讯问笔录为辅的取证方式，可使言词证据更具合法性和客观真实性。
书面陈述是陈述人亲笔书写的与案件有关的事实；询问、讯问笔录则是在陈述人书写陈述后，侦查人员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对被害人、证人或犯罪嫌疑人进行询问或讯问的记录。书面陈述较询问、讯问笔录更能体现陈述人的意志；笔录则更多的体现了侦查人员查明案件实事的司法需要。
“1+1”言词证据模式，使建立在书面陈述基础之上的询问、讯问笔录与书面陈述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相互印证。“1+1”言词证据证明方式，较“以笔录为主”的言词证据证明模式，能更好的使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客观、全面、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意愿。即便陈述人因书写能力的原因委托他人代笔，但只要其代表的是陈述人的真实愿意，其与陈述人亲笔书写的书面陈述应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法庭上，公诉人依法出示的被害人、证人的书面陈述，由于系陈述人亲笔所写，可直面法官和所有的诉讼参入人，在被害人、证人直接出庭作证难的情况下，其在某种程度上可更接近于被害人、证人直接出庭作证的法律效果；公诉人在法庭上依法出示的被告人在侦查、诉讼阶段亲笔书写的供述，也可使被告人在庭审翻供时难以自圆其说。“1+1”言词证据证明方式的运用，无论从证据的证明能力角度还是从证据的证明力的角度来讲，它使已有的言词证据明显地得到强化，并使言词证据变的更加稳定、可靠。
近年来，检察机关采取由犯罪嫌疑人亲笔书写供述的方法，在侦查、起诉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中取得了很好的诉讼效果。该方法对主要依靠言词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案件显得尤为重要。如王某收受贿赂案，在侦查人员制作讯问笔录前，王某亲笔书写了其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犯罪事实。但庭审时王某翻供，并辩称原书写供述系本人为“争取好的态度”而作的虚假供述，至于其供述事实与行贿人证言基本一致，则属偶然的巧合。但法庭依据被告人亲笔书写的供述和行贿人的证言及其他相关证据，认为被告人的辩解不能成立，依法对被告人王某做有罪判决。本案中尽管书面陈述并不是定案的唯一依据，但毫无疑问，被告人亲笔书写的书面供述，在庭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对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一般应要求其亲笔书写陈述、证言、供述或辩解，对无书写能力的人可由其委托他人代笔。之后，侦查人再有针对性地对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进行询问和讯问，并制作笔录。
陈述人书写书面陈述时，往往受认识能力、法律知识等因素的制约，其所书写的陈述并不一定能够反映与案件有关的事实。侦查人员在要求被害人、证人或犯罪嫌疑人书写陈述时，应让其具体、如实的写明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并注明书写的时间和地点，以增强书面陈述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同时，侦查人员，应制作获取书面陈述的笔录，以证明“书面陈述”的证据来源。
司法活动中，就言词证据的司法运用而言，“1+1”言词证据模式，可成为逐步改变“以笔录为中心”的言词证据模式的重要步骤之一。当前，正处在传统司法与现代司法的转捩点上的司法工作者，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司法理念，站在维护公平正义的司法高度，尊重陈述人的意愿，把“1+1”言词证据模式有选择的应用于司法实践，以期达到诉讼价值目标的最终实现。

*原刊于临沂市人民检察院2004年《检察业务研究》第3期。

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


苏州市人民政府令第13号


　　《苏州市产品质量监督办法》，已经市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市长　章新胜
　　　　　　　　　　　　　　　　　　　　　　　　　　一九九五年九月三十日
　　　　　　　　　　　　 苏州市产品质量监督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明确产品质量责任，保护用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范围内从事产品生产、销售活动，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苏州市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负责本市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的产品质量监督工作。
　　县级市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在市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的指导下，做好产品质量监督工作。
　　工商、商检、卫生等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产品质量监督工作。
　　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系统的产品质量管理工作。


　　第四条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在进行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查阅和复制有关的发票、凭证、帐册、广告、商务函电和其他有关资料；
　　（二）进入生产场地、产品仓库或者存放地；
　　（三）封存或者扣押可能有严重质量问题的产品，并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


　　第五条　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的机构必须具备必要的检测条件和能力，并经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
　　法律、法规对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六条　产品质量检验的依据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
　　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应当制定企业标准，并向当地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七条　本市对产品质量实行监督抽查和定期检查相结合，并定期公布检查结果的监督检查制度。
　　按照统一管理、分工负责和下级计划服从上级计划的原则，制定统一的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年度计划。年度计划由行业主管部门向市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提出，经其协调商定并报省批准后执行，各部门不得安排计划外的监督检查任务。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年度计划，由市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组织实施。对季节性产品或经国家、省、市确定的特殊检查项目，市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可以会同有关部门组织联合检查。
　　对国家、省、市产品质量监督检查不合格的企业，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督促企业抓好整改工作。


　　第八条　市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可以根据产品质量监督的需要，对投放我市销售的产品中，涉及人身、财产安全与健康的少数产品和重要农用生产资料以及经市场监督检查不合格再次投放市场的产品，实行销售前的报验制度。
　　实行报验制度的办法另行制定。


　　第九条　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其质量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
　　（二）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但对产品存在使用性能的瑕疵作出说明的除外；
　　（三）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


　　第十条　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有产品合格证明；
　　（二）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名和厂址；
　　（三）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需要标明产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的，相应予以标明；
　　（四）限期使用的产品，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失效日期；
　　（五）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
　　（六）实施生产许可证的，标明许可证号。
　　裸装的食品和其他根据产品的特点难以附加标识的裸装产品，可以不附加产品标识。


　　第十一条　销售者应当对其所进货物进行检查验收，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保持销售产品的质量。
　　销售者销售的产品的标识应当符合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销售者销售的产品属市场监督检查不合格的应当按本办法第八条规定进行报验。


　　第十二条　生产者、销售者不得生产或者销售下列产品；
　　（一）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
　　（二）失效、变质的产品；
　　（三）无产品标准的产品；
　　（四）伪造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
　　（五）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
　　（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第十三条　用户、消费者有权就产品质量问题，向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查询，向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有关部门申诉，有关部门应当负责处理。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生产、销售本办法第十一条所列产品的，有权向有关部门举报。举报人要求保密的，有关部门应当为其保密。对举报有功的单位和个人，有关部门应当给予奖励。


　　第十五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产品并不能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监督销毁或作必要的技术处理，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决定》处罚。


　　第十六条　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决定》处罚。
　　前款规定的产品尚未销售的，没收其产品。


　　第十七条　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


　　第十八条　销售失效、变质产品的，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销售的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惩处。


　　第十九条　伪造产品产地、生产日期或失效日期，伪造冒用他人厂名、厂址，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质量证明等质量标志和生产许可证、条形码的，责令公开更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第二十条　产品标识不符合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责令改正，停止生产、销售，并处违法所得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罚款。


　　第二十一条　生产、销售无产品标准的产品的，没收其违法所得。


　　第二十二条　伪造检验数据或者伪造检验结论的，责令更正，处以所收检验费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将直接责任人员移送司法机关惩处。


　　第二十三条　对拒绝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监督检验的单位或个人，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可以责令其停止销售，并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被监督检查单位拒绝提供本办法第四条第一项所列材料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隐匿、转移、毁灭证据的，对单位或以处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者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被监督检查的单位或个人，擅自处理、隐匿、转移、毁灭被封存的受检产品的，对单位可以处相当于该批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对责任人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有本办法所列违法行为，但无违法所得或者违法者不如实提供有关资料，致使违法所得难以确认的，可以根据行为性质和危害程度处以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对拒缴违法所得的，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可以将被封存或者扣押的产品变卖抵缴。


　　第二十七条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在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收缴罚没款时，应当出具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款收据。罚没款按规定统一上缴同级地方财政。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规定的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权范围决定。
　　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得重复处罚。


　　第二十九条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执法检查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行使监督检查权。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复议机关应当在接到复议申请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出复议决定的，当事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一条　从事产品质量监督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污受贿者，根据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因质量检验机构的责任，给受检者造成损失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追究其责任。


　　第三十二条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从事产品质量监督的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公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苏州市人民政府标准计量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