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政府驻北京、上海、大连办事处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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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


郑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７８号）


　　《郑州市无公害蔬菜管理办法》业经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３日市人民政府第１１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１９９９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市长　陈义初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三日
　　　　　　　　　　　　郑州市无公害蔬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无公害蔬菜生产和销售管理，保障公民身体健康，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无公害蔬菜，是指农药、重金属、硝酸盐等有害物质残留量未超过国家和本市标准的蔬菜。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蔬菜生产和销售的无公害管理工作。


　　第四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禁止生产、销售农药残留量超过规定标准的蔬菜，并逐步实现生产、销售无公害蔬菜。


　　第五条　鼓励对无公害蔬菜生产新技术、新品种的引进、推广和科学研究工作。
　　对在无公害蔬菜生产和销售管理工作以及无公害蔬菜生产新技术、新品种的引进、推广和科学研究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或蔬菜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表彰或奖励。

第二章　管理机构与职责





　　第六条　无公害蔬菜的生产、销售实行统一规划、分级分部门负责的原则，加强监督和检测。


　　第七条　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蔬菜生产的监督、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有关蔬菜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制订本市无公害蔬菜生产、科研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三）对蔬菜生产进行监督、检查、指导；
　　（四）组织对生产的蔬菜进行无公害检测；
　　（五）依照本办法规定查处违法行为；
　　（六）市人民政府赋予的其他职责。
　　县（市）、区蔬菜行政主管部门在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负责本辖区范围内蔬菜的生产管理工作。


　　第八条　市、县（市）、上街区农业行政部门负责上市销售的蔬菜农药残留量的检测工作，并会同蔬菜行政主管部门对蔬菜农药残留量检测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指导。


　　第九条　设立郑州市蔬菜质量检测机构，隶属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蔬菜生产和销售的无公害检测工作。


　　第十条　卫生、环境保护、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等部门应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同做好无公害蔬菜生产、销售管理工作。

第三章　蔬菜生产





　　第十一条　县（市）、区和乡（镇）人民政府应按照蔬菜生产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开发、建设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
　　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应建设在土壤优良和无废气、废水、废物污染的地区。


　　第十二条　禁止在菜田使用剧毒、高毒和高残留农药。
　　施用过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的地块在农药残效期内不得用于种植蔬菜。


　　第十三条　禁止向蔬菜生产基地排放废气、废水、废物；在蔬菜生产基地内，禁止利用污水、废水灌溉菜田。


　　第十四条　蔬菜生产单位和个人应安全、合理使用农药，并按照规定的用量、次数、用药方法和安全间隔期施药，提倡使用生物农药和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
　　蔬菜生产单位和个人应科学、合理施用化肥，提倡施用有机肥料、复合肥料、生物肥料，逐步减少土壤污染，降低蔬菜有害物质残留量。


　　第十五条　蔬菜生产基地或生产示范园区管理单位，应当按照蔬菜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配备相应技术人员，负责蔬菜生产技术和田间检测工作，确保生产的蔬菜农药残留量不超过规定标准。


　　第十六条　市、县（市）、区蔬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蔬菜生产技术人员和生产者进行技术培训和指导，提高蔬菜生产单位和个人的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和检测水平。


　　第十七条　市、县（市）、区蔬菜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蔬菜生产基地和菜田的监督、检测。
　　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应当按照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规程生产无公害蔬菜。


　　第十八条　农业行政部门应按照国家规定组织推广安全、高效农药，监督、指导蔬菜生产单位和个人安全、合理使用农药，及时公布蔬菜生产中禁止使用的农药目录。
　　在蔬菜集中产区，不得经销蔬菜生产中禁止使用的农药。


　　第十九条　环境保护部门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加强对蔬菜集中产区的环境质量检测及污染防治管理。

第四章　蔬菜销售





　　第二十条　建立蔬菜销售检测制度。
　　市、县（市）、上街区农业行政部门应在蔬菜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设立蔬菜检测点，对进场交易的蔬菜实施农药残留量检测。
　　蔬菜市场主办单位应为农业行政部门设立蔬菜检测点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并配合做好检测工作。


　　第二十一条　禁止销售下列蔬菜：
　　（一）施用过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的蔬菜；
　　（二）未过农药安全间隔期的蔬菜；
　　（三）施用过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的地块，在农药残效期内种植的蔬菜；
　　（四）市、县（市）、上街区人民政府规定禁止销售的其他蔬菜。


　　第二十二条　经营者拒绝接受检测的蔬菜和经检测农药残留量超过规定标准的蔬菜，不得在蔬菜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销售。
　　农药残留量检测不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十三条　经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委托检测机构检测，符合无公害蔬菜标准的蔬菜，在销售时可使用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无公害蔬菜专用标识。
　　禁止伪造、冒用无公害蔬菜专用标识。


　　第二十四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依法对蔬菜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进行蔬菜卫生监测、检验。
　　对食用有害蔬菜造成中毒事故的，由卫生行政部门依法调查、处理。

第五章　罚则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由市、县（市）、区蔬菜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３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伪造、冒用无公害蔬菜专用标识的，由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２００元以上２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在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内，利用污水、废水灌溉菜田的，由市、县（市）、区蔬菜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２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违反规定向菜田排放废气、废水、废物、污水的，由环境保护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八条　销售农药残留量超过规定标准的蔬菜的，由市或县（市）、上街区农业行政部门监督销毁，并可对销售者处以１００元以上５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在蔬菜集中产区经销蔬菜生产中禁止使用的农药的，由市、县（市）、区农业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触犯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生产、销售有害蔬菜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二条　蔬菜行政主管部门、农业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做出处罚决定的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１９９９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内容提要: 口供之必取是支撑我国“符合说”之证明标准理论成立的关键。在赋予被追诉者沉默权之后，我国的证明标准必将面临转型。对于那些被追诉者不予供述的案件，应当实行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对于那些被追诉者自愿供述的案件，可实行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一、“客观真实说”与口供之关系

在我国传统证明理论领域，“客观真实说”居统治地位。近年来虽有观点挑战此说，却未根本动摇其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支配地位。“客观真实说”的经典表述是：“刑事证明的目的，总的来说是要达到诉讼（案件）客观真实，即指公安司法人员在诉讼中根据证据所认定的案件事实要符合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1]在“客观真实说”者看来，司法实践中存在两个“事实”：一是公安司法人员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一是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诉讼活动的任务就是要达到这两个“事实”完全符合。如果这两个“事实”不符，案件就不能终结，或者需补充侦查，或者会久拖不决。一言以蔽之，“客观真实说”的实质是“符合说”。

一般来讲，对于现存的两个事物，我们可以将其进行比对，判断其是否相符。譬如，每个公民都有身份证，有关部门只要查验身份证并将其所附照片与本人进行比对，就能确定“我”是不是“我”，因为“我”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对于已经过世的前人，我们只能根据现存的史料来确定其长相如何，却不能用比对的方法来判断其长相是否真的如此。对于已逝事物的真实性的判断，只能建立在确实、充分的证据基础之上，而不能依赖所谓的“符合说”来确定其真伪。换言之，“符合说”不适用于对已逝事物或者事实的判断。

那么，按照“符合说”理论，所谓的“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在哪里？事实上，所谓“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是曾经发生过但已经消失的事实。恰如历史事实一样，都是在历史上发生过，但现在已经难以重现的事实。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历史事实是一过性的，过去了，不会重演，所谓‘复原历史事实’，其实是用证据和推理构建‘关于事实的知识’。”“譬如一个反应司法无能的电影，它先已告诉你事实明明是什么，所以你知道法庭是判错了；但是历史考证上没有这样的便宜，那个‘明明’的事实，在历史考证上恰恰是最为‘暗暗’。人们常说‘认识要与事实相符’，但必须两个东西都在明处，才能看他们是否‘相符’；若‘事实’本身在暗处，又如何判断关于这个事实的多项知识中哪一项与其‘相符’呢？”[2]正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过去，不会重演，所以汤因比才说，“历史学家经常说的‘事实明摆在那让人使用’的说法是错误的。历史学家也不是在散步的时候发现这些沿着道路堆积的事实。人的活动对事实的形成产生相当的程度作用。历史的事实绝非存在于人头脑之外的原始事物或者事件。”[3]

显然，对于已经成为历史事实的案件事实，办案人员不可能通过“时空隧道”回到“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面前，将其与自己判断得出的事实进行比对，看其二者是否符合，而只能在证据基础上，形成自己所认定的“事实”。如果证据确实、充分，我们即可确信其真实地发生过；如果证据不确实或者不充分，我们只能存疑待之，而不能得出任何结论。

然而，多年来人们为什么对“符合说”深信不疑？这与口供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具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正是口供的必取，支撑了“符合说”的成立。只有真正理解了口供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特殊地位，才能真正理解“符合说”的实质。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上，被追诉者的口供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属七种法定证据之一。其并不具有高于其他六种证据的特殊法律效力，甚至立法还强调“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事实上，口供却具有高于其他六种证据的法律效力，在办案人员认定案件事实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办案必须拿下口供，否则侦查一般不能终结。在法定的侦查措施中，第一条就是“讯问犯罪嫌疑人”，位列其他侦查措施之首。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为拿下口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恩威并用。相比之下，其他证据种类并非不可或缺。其次，口供常常是鉴别其他证据“真伪”的标尺，从而对其他证据种类具有统帅、整合作用，[4]其他证据则处于从属地位。获得犯罪嫌疑人口供后，与口供能够相互印证者才会被采纳附卷，不一致者要么隐匿不用，要么做必要“加工”，使之与口供一致。再次，口供是有罪判决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尽管法院的判决书几乎很少说理，也很少对证据的采信及运用进行论证，但判决书中一般都会写“该犯（一直）供认不讳”，或者即使庭审中被告人翻供，也会写上“有书面供述在卷”等，以此说明判决的真实性。可以说，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口供既是证据，又高于证据；既是证据，又在相当程度上等同于事实。

口供地位之所以如此之高，原因有二：一是口供中心主义的历史影响远未清除。在历史上，无论中西，口供都曾经占有至高无上地位。在欧洲，口供曾被称为“证据之王”，是最完善的证据，有此证据即可定案。[5]在我国古代，实行“定罪必取输服供词”的口供裁判主义。受此影响，在我国实践中，取得口供就等同于破案。而没有拿下口供，即使其他证据确实、充分，一般也不能结案。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公安司法人员普遍意识里，口供就是事实，口供就是真相。有了口供就等于有了“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如果缺乏口供，就相当于缺少“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符合说”也就不能成立，案件就会陷入僵局。

由此，只有在被追诉者必须开口供述的司法体制下，“符合说”才有发挥作用的余地，而在被追诉者享有沉默权的司法体制中，“符合说”是不适用的。

二、沉默权之确立与“自由心证”之作用机理

自人类司法产生以来，追求事实真相一直是刑事诉讼的目标。然而，由于不同历史阶段人类认识能力不同，确定事实真相的标准也不同。在遥远的古代，人们认为真相难逃神的眼睛，神谕的结果就是真相。[6]在中世纪，人们认为真相存在于被告人的口中。在英国确立沉默权制度前，“排除合理疑问”的证明标准尚未完全确立，任何疑问都需要被告人开口才能澄清。[7]贝卡利亚也认为，“审查犯人是为了了解真相。”[8]司法人员为取得口供，残酷的刑讯是必需的，因此，一部以口供为中心的司法史，就是一部拷问史。

不可否认，真实的口供对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具有重大作用。但是，两点因素使口供中心主义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一是由于种种原因，口供常常偏离事实而失真；二是强迫被追诉者供述不符合现代司法文明与人道精神。在赋予被追诉者沉默权后，司法官员再也不能从口供中求得事实真相。而只能依赖证据来还原事实真相，判断真相的证明标准过渡到了“自由心证”时代。那么，“自由心证”制度下的案件真相在哪里？就在于办案人员对证据审查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信念中。这一信念就在办案人员的心中。

沉默权之赋予标志着人类司法进入了以人权保障为特征的文明时代。但同时沉默权制度也客观上增加了办案人员定案的难度。因为被追诉者开口坦白总是有利于查明事实真相的，而在自由心证制度下，法官只能以收集到的证据来确定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在口供中心主义时代，案件认定得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口供的真实与否，而在自由心证时代，案件认定的正确与否则取决于法官心证的客观与否。因为法官的心证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己对案件事实的主观判断，而“既有主观，就不免有主观主义的可能。”[9]所以“自由心证”制度的全部证据规则和诉讼程序的着眼点，均在于防止法官的主观臆断，尽量保证其判决的客观性。为此，在实行自由心证制度的国家，其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基本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证据裁判原则，即案件事实只能从办案人员对证据审查判断的基础上得来

现代自由心证制度国家几乎都实行证据裁判原则，强调裁判案件事实依靠证据，不再认可口供在裁判案件事实过程中的至高无上地位。比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其《改定律例》第318条规定：“凡定罪均须根据口供状”。到1873年将此条改为：“凡定罪均须根据证据”。在目前的日本，即使在那些被告人放弃沉默权而做出有罪供述的案件中，也要取得必需的证据，实行口供补强原则，而不认可口供具有作为定案的唯一证据的效力。

为保证证据裁判原则得到贯彻，许多国家还同时实行审判公开原则、判决理由公开制度等，以便当事人、社会大众以及上级法院对法官是否遵循证据裁判原则进行监督。正如法国学者指出的那样，“法官应当在判决中对其内心确信作出表述，用诉讼案卷与庭审辩论中向其提供的各项证据材料来证明其内心确信是正确的。没有说明理由的裁判决定（判决），或者说明理由不充分的裁判决定，或者包含有相互矛盾之理由的裁判决定，均将受到最高法院的审查。”[10]

（二）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多在一些主观性较强的领域实行

拿体育比赛来说，在跳水、体操等主观色彩浓厚的体育比赛项目中，都实行多数裁判主体原则；而在一些客观性较强的项目如跳高、跳远等项目中，往往有一名裁判即可。在诉讼活动中，古代的口供裁判主义下由于实行拷问和“罪从供定”原则，只要取得口供即可定案，一个法官即可完成此项任务，因为被告人是否做出供述，一个人即可做出判断。但是，在实行自由心证后，由于缺少了口供，法官必须按照其他证据对被告人是否有罪做出判断，这无疑比依靠口供定罪的做法要困难得多。为了防止一个法官可能出现的主观臆断，实行自由心证的国家同时实行多数法官裁判的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并且要求法官的裁决必须全体一致，或者绝对多数通过，而不是简单多数通过，以保证判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的知识是要求得到共同赞同的知识，全然不同于‘仅仅是一种’（主观的）看法。”[11]需要强调的是，此处所谓的“客观性”与我国传统上认为的“客观性”有所不同。我国传统上认为的“客观性”，是指与主观性完全对立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一种结果意义上的或者说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性。此处所谓“客观性”，是指与人的主观认识相结合的一种“客观性”，其并不完全独立于人的主观性，也不与主观性相对立。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认识过程中的、不能脱离人的主观认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性。比如，要求人的主观认识来源于客观证据；认识主体要中立、公正，具有自主性；认识结论要符合人类的一般经验与常识，能够获得同行的认可，从而获得共识。这种“客观性”是一种相对的、有限的客观性，而不是绝对的客观性。“与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具有更多的先验性，较少的相对性不同，有限的客观性是法律——或者任何解释性活动所能追求的唯一一种客观性，也是唯一值得我们关注的客观性。”[12]

在裁判活动中，这种“客观性”表现为认识主体达成的“共识”，即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其要求有二：一是裁判主体应当有多个，而不是一个或寥寥数个；二是判决要求裁判全体一致或者绝对多数通过，而不是简单多数通过。比如，在美国，刑事陪审团由12名陪审员组成，一般刑事案件要求裁决的投票结果达到9票以上，死刑案件则要求全票同意，且要求12名陪审员都要投票。在法国重罪案件审判中，凡是做出对被告人不利的判决，一审时最少需要12名法官和陪审员中的8人投赞成票，而上诉审时则需要10票赞成。表决中空白票或无效票应当按有利于被告人的票数计算。我国香港的陪审团由7人组成，做出有罪判决最低要求5人同意，在废除死刑前，对于死刑的有罪判决必须是7人全体同意。

（三）直接言词原则，证据裁判原则和复合主体

裁判原则并不能当然保证裁判的客观性，因为如果证据本身充满了主观随意性，裁判的结果仍然意味着主观臆断

为保证证据本身的客观性，实行自由心证制度的国家都实行严格的证据调查程序，这就是法庭审理的直接言词原则。直接言词原则是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的合称。直接原则要求法官只能以法庭上直接调查过的证据作为裁判基础。言词原则要求对证据的提出和质证都要在法官面前以口头方式进行，否则不能作为法官裁判的依据。直接言词原则强调法官的亲历性与证据的原始性，禁止以控诉方提交的书面案卷材料作为裁判的依据，因为“朗读侦讯笔录不仅违反实质的直接性原则，而且从真实发现的角度而言，并未接受诘问检验的侦讯笔录，其记载往往断简残篇、不一而足，单单由朗读侦讯笔录，根本难以还原证人当初陈述时的氛围，潜藏郢书燕说的危险，法院难以形成对抗侦讯官员的印象与心证之裁判基础。”[13]

直接言词原则还可引申出集中审理原则和在场原则，并进一步要求裁判者具有独立自主性。集中审判原则要求审判必须持续而集中地进行，不得间断，直到法庭做出裁判为止。而在场原则要求从事法庭审理的法官必须始终在场，不得中途更换。只有贯彻集中审理原则和在场原则，庭审中的证据才能发挥对案件事实的决定作用，而只有裁判者独立自主，也才能最终保证法官的心证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坚持这样一个原则：他们必须‘自主地’从事自己的工作，不接受来自外部的控制和指导。‘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科学只有在不受非科学家的干预下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14]这种独立自主性不仅适用于科学研究，也适用于对事实的认定。

三、我国证明标准之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