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卫生科学研究成果管理试行办法

上一篇: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例〉办法》的决定
下一篇: 山西省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公司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与防范
作者：陈召利 www.law-god.com
一、公司能否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
（一）问题之缘起
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修订后的《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
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伙企业，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组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本法对普通合伙人承担责任的形式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合伙企业法》第三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
通过上述法律规定对比可知，如公司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并不违反公司法关于公司“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的规定；如公司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必然要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直接与公司法关于公司“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的规定相冲突。
那么，除了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外，公司能否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呢？
（二）法律分析
有学者直接依据《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的规定认定《合伙企业法》业已明确规定公司可以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失偏颇。
我们知道，按法律规范内容的确定性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确定性规范、委任性规范和准用性规范。确定性规范，是指法律规范直接而明确地规定了行为规则的内容，适用时无须再援用其他的法律规范来补充或说明的法律规范；委任性规范，是指法律规范没有明确规定行为规则的内容，而是授权由某一专门机构加以规定的法律规范；准用性规范，是没有明确规定行为规则内容，但明确指出可以援引其他的规则使本规则的内容得以明确。笔者认为，从《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一款关于“依照本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必须援引本法的其他规定才能使本条规则的内容得以明确，因此，《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为准用性规范，而非确定性规范，单单依据《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尚无法判断《合伙企业法》是否允许公司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
另有学者依据《合伙企业法》第三条“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的规定做反面解释，推定除了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外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均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人，笔者对本条规定适用反对解释不敢苟同。反面解释有着严格的适用条件，并非所有的法律规范均可以适用反面解释。王泽鉴教授认为，所谓反面解释，实为反面推论，系相异于举重明轻及类推适用的一种论证方法，即由反于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而导出与法律效果相反的推论。此项构成要件须为法律效果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即该构成要件已被穷尽列举出可能发生的法律效果。而若肯定某项规定得为反面推论时，即排除了法律漏洞的存在，而无类推适用的余地。《合伙企业法》第三条仅采取列举方式规定部分特定主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并非“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的充分且必要条件，故不能当然推定其他主体均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人。同时公司法第十五条明确禁止公司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其例外情形“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更应为法律的明文规定。
那么，公司能否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呢？答案依然是肯定的，理由如下：
《合伙企业法》第二章“普通合伙企业”第三节“合伙事务执行”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作为合伙人的法人、其他组织执行合伙事务的，由其委派的代表执行。”
《合伙企业法》第二章“普通合伙企业”第五节 “入伙、退伙”第四十八条第（三）规定，“作为合伙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当然退伙。
从上述法律规定可知，在《合伙企业法》“普通合伙企业”章节多次对法人和其他组织作为合伙人予以规范，这充分说明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即普通合伙人。这也进一步说明《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立法本意是允许法人和其他组织设立普通合伙企业，然而“依照本法”的字样纯属多余，徒增争议，应予以删除。
综上所述，除了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外，其他法人和组织（包括但不限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均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人。
二、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的优势与劣势
（一）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的优势
公司制度之所以创立，在于将投资者的法律风险置于可以控制的范围，即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或者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作为对价，公司必须遵循严格的法律约束，包括但不限于建立符合法律要求的公司组织机构、注册资本制度等。与之对应的是，因合伙企业的投资者需要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故法律大大降低了对合伙企业的约束，无需严格的组织机构和注册资本制度等。
但是，当法律允许公司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之后，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公司无疑在合伙企业与投资者之间架起了一道防火墙，公司的投资者无需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的投资者的法律风险将大大降低。
（二）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的劣势
1、双重风险
公司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必然要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就意味着,公司成为普通合伙人后, 除自身的经营风险之外,还将承受合伙企业的经营风险。当合伙企业经营不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公司必须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合伙人之间的连带责任往往会使公司成为合伙企业债权人追索债务的首选目标，公司可能会因此承担难以意料的重大债务甚至有破产之虞，这对公司及其股东来说往往难以预测及控制。
2、双重纳税
根据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为免税收入。而《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适用本法，故上述居民企业不包括合伙企业。因此，公司直接投资于合伙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不属于《企业所得税法》所规定的免税范围。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9号）规定，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采取“先分后税”的原则。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合伙企业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公司直接投资于合伙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应并入企业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
同时，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个人投资者从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按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综上，个人投资者通过公司投资合伙企业，会面临双重纳税。
三、公司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防范
如前所述，公司投资合伙企业，尤其是成为普通合伙人，除自身的经营风险之外,还将承受合伙企业的经营风险，可能会对公司及股东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属于公司经营的重大事项，必须通过公司章程对公司投资合伙企业的行为予以规范。
（一）对公司投资合伙企业作出特别规定。
通过公司章程特别规定，公司对外投资合伙企业，尤其是成为普通合伙人，必须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会议，并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二）对公司向合伙企业委派代表的选任与职权作出特别规定。
与自然人合伙人不同，公司作为法人，自身无法直接行使合伙人的权利与义务，必须向合伙企业委派代表。为了保证委派的代表正当行使权力，最大程度地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应通过公司章程特别规定，公司向合伙企业委派代表的选举与更换及其职权，必须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会议，并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三）建立表决权回避制度。
通过公司章程特别规定，与表决事项具有利害关系的股东不得参加该事项的表决。
（四）建立股东异议回购制度。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明确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四种情形，除此之外，股份公司有限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份。但是，公司法第七十五条并未明确除了该条规定的三种情形外，有限责任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权，一般认为，可以通过公司章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收购本公司股权的其他情形。因此，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而言，建议通过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通过公司对外投资合伙企业的决议，对该事项投反对票的股东有权请求公司按照合理价格收购其股权，合理价格一般为该股东的出资比例对应的公司净资产。
WTO与政府执政理念

马怀德


　　中国加入WTO以后，面临最大挑战的将是政府。政府如何应对这些挑战，适应WTO规则的要求是当务之急。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以此为契机，重新思考政府的作用，从而实现政府的准确定位。从长远看，入世将对政府权力行使规则乃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产生深刻的影响，政府的角色也会因此发生转变，所以，我们应对政府的执政理念有一个全新的思考。

　　由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作用是全方位的，不仅要发挥传统的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利益的守夜警察的作用，而且要发挥分配资源、安排生产、照顾社会的家长作用。普通百姓也认定政府是他们衣食住行的唯一依靠。于是，政府的职能日渐增加，机构不断膨胀，地位日趋显赫，行使权力也自然没有什么界限可言。而事实上，这是传统计划经济造就的一个神话，也是人治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政府不可能是万能的，也不应该要求它万能；否则，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实际上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随着中国加入WTO，这种全能政府的执政理念必将发生革命性的转变。如果说，改革开放的20年消除了普通百姓头脑中什么事都依靠政府的传统观念的话，那么，这次入世将会从根本上改变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权力无边的状态，为实现有限政府的合理目标扫清障碍。

　　由神秘政府走向透明政府

　　距离可以产生美，神秘可以产生权威。传统体制下的政府就是在这种神秘的氛围中保持权威的。政府的许多活动都处于不公开状态，从政府的机构设置、人员安排、职责权限，到权力的运行规则和方式，乃至工作程序都很难为“外人”所知。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各种政策和决定就是在这样的习惯性思维中出台和实施的。必须看到，虽然神秘产生了所谓的权威，但同时，也产生了距离和隔膜，特别是由于“暗箱操作”带来的腐败问题暴露了神秘政府的最大弊端。近年来，人们对于公开的要求日益强烈，各类所谓的公开也蔚然成风，但在没有制度保障的前提下，这些公开显得虚泛和乏力。人们对“公开”变“空开”的担心不是没有一点道理。随着中国入世，公开问题已经由道德自律转变为法律强制了。因为政府承诺的及时通知义务、及时公布法律法规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司法行政决定义务、设立咨询点义务等，无一不是强制性的法律要求，不容回避。很显然，透明政府是治愈政府腐败痼疾的一副良药。至于在透明政府下是否会丧失政府权威的问题，在我看来，丧失的不是权威，而是特权，这也正是人们希望的。

　　由“任性”政府走向守信政府

　　“任性”政府的行为缺乏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在很多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看来，政府权力是可以随意行使不受约束的。郑重的承诺瞬间可以改变，严肃的法律可以化为笑谈，今天我可以批准你办公司，明天又可以说政府批错了。这与WTO规则要求的政策和贸易措施的透明、可预见性和法的安定性是完全不符的。因为加入WTO以后，中国政府承诺，在法律适用和实施方面将采用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关贸总协定》规定：“每一个缔约方应当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实施所有的法律、法规、有普遍约束力的（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和货物贸易的若干专门协定中也有相同或者类似的规定。也就是说，政府在实施法律方面必须信守诺言，如果不能做到统一、公正、合理，那么，不仅会降低政府的公信力，还将背离政府管理目标，影响行政效率，损害政府的权威和形象。它所带来的损失不仅是短期内的经济损失，更是长远的信誉损失。所以，加入WTO以后，我们首先应当解决政府的守信问题。当然，政府是否守信，不单是政府官员的个人素质和品行问题，更是政府机关行使权力的观念和责任问题。只有当每一个政府官员都能对政府权力的来源和行使规则有一个正确深刻的了解，认识到政府的每项权力都来自人民的赋予，必须在合法的范围以合理的方式行使权力，错误行使权力必须承担责任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树立起政府守信的观念。

　　由权力政府走向责任政府

　　政府行使权力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把行使权力当作政府唯一的存在方式，甚至忘却了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那就大错特错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始终认为政府就是用来行使权力，管理社会，约束相对人行为的。谈到权力，大家你争我夺，实践中不断出现抢夺处罚权、强制权、发证权、收费权的立法纷争和执法冲突，也产生了层层审批、处处盖章、公文旅行、漠视相对人权利的各式官僚主义。谈到责任，个个退避三舍，想方设法为自己留出不受监督的领地，形成了很多法院不能审查的权利救济真空。权力政府在权力膨胀的同时不仅造就了官僚主义，也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更为可怕的是，它颠倒了民众和政府的主仆关系，消解了政府的责任，从而使擅断的权力更加恣意。事实上，承担责任是政府的第一要义，它不仅意味着政府行使的每一项权力背后都连带着一份责任，拒绝应该行使的权力也是一种失职，还意味着违法行使权力必须承担法律责任。WTO规则中有一项重要的原则就是保障司法审查原则，也就是说，在相关的贸易领域，任何影响利害关系人权益的政府行为都必须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政府必须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由利益政府走向中立政府

　　过去我们的政府往往与企业或者经济集团的直接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当政府负担起大多数企业的盈亏盛衰责任时，正义的天平难免会发生倾斜。尤其当政府官员的升迁奖惩与部门或者地方经济利益、企业效益挂钩时，更难保持政府的中立与公平。一个陷入利益瓜葛的政府不可能是公平的政府，也就难以发挥政府的规制协调和裁决功能。从以往的教训不难看出，政府开办的企业、市场有时会成为政府机关攫取私利的手段，有时也会让政府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不仅破坏了公平和谐的市场竞争秩序，也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和地位。加入WTO以后，非歧视和国民待遇原则不仅要求政府在各个贸易成员国之间保持公平和中立，而且也意味着对所有的市场主体都一视同仁。可见，从利益政府走向中立政府已经是大势所趋。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