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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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


关于印发《全国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近期工作重点及要求》的通知

卫监督发〔2009〕2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办公厅，卫生厅局，经委（经贸委、工业主管部门），公安厅局，监察厅局，农业（农牧、畜牧兽医、渔业）厅（局、委、办），商务主管部门，工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各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食品药品监管局：

　　为深入、扎实地推进全国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以下简称专项整治）工作，根据《全国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方案》（以下简称专项整治方案）和专项整治第二次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现将专项整治近期工作重点及要求（以下简称近期工作重点及要求）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附件：全国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近期工作重点及要求

　　　　　　　　　　　　　　　　　　　　　　　二○○九年三月六日

附件

全国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
专项整治近期工作重点及要求

　　为深入开展全国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工作，进一步加大第二阶段清理整顿工作力度，提高专项整治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打击危害大、涉及面广的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行为，根据各地、各部门专项整治第一阶段工作发现的突出问题，提出近期工作重点及要求。

一、工作重点

　　（一）食品添加剂。

　　1.生产环节

　　（1）复合食品添加剂配方不符合《食品添加剂卫生管理办法》的规定。

　　（2）未经许可非法生产食品添加剂的行为。

　　（3）在食品添加剂中添加非食用物质的违法行为。

　　（4）食品添加剂产品的标签标识不符合相关规定。

　　2.流通环节

　　（1）销售未经许可非法生产的食品添加剂以及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的食品添加剂。

　　（2）销售标签标识不符合相关规定的食品添加剂。

　　（二）乳及乳制品生产。

　　1.添加皮革水解物、三聚氰胺、β－内酰胺酶（解抗剂）、硫氰酸钠等非食品用物质及滥用增稠剂、香精、着色剂等违法行为。

　　2．添加未经批准的进口食品原料或添加剂。

　　（三）米面制品、淀粉制品和豆谷制品生产。

　　添加溴酸钾、硼砂、吊白块等非食用物质及滥用过氧化苯甲酰、二氧化钛、漂白剂（硫磺）、膨松剂（硫酸铝钾、硫酸铝铵）等食品添加剂的违法行为。

　　（四）肉及肉制品生产。

　　添加工业染料、硼酸、硼砂等非食用物质及滥用护色剂（硝酸盐、亚硝酸盐）、水分保持剂、着色剂、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的违法行为。

　　（五）酒类生产。

　　1．添加非食用物质及滥用香精、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的违法行为。

　　2. 添加未经批准使用的进口食品添加剂。

　　（六）水产品加工和流通。

　　1.使用甲醛、过氧化氢、火碱处理水产品以及过量使用多聚磷酸盐、亚硫酸盐（二氧化硫）的违法行为。

　　2.在水产品运输和贮藏过程中使用违禁物质（如孔雀石绿、抗生素、“鱼浮灵”）的违法行为。

　　（七）调味品生产。

　　1.食醋中使用工业冰醋酸的违法行为。

　　2.酱油、酱类、食醋等调味品中滥用防腐剂的违法行为。

　　（八）餐饮食品加工。

　　1.火锅中使用罂粟壳及用甲醛处理黄喉、血豆腐和鸭肠等火锅原料的违法行为。

　　2.使用地沟油烹制菜肴的违法行为。

　　3.在鲜榨果汁中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违法行为。

二、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全力推进专项整治工作。

　　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加强领导，按照专项整治方案和近期工作重点及要求认真履行职责，全力以赴推进清理整顿阶段的工作。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工作的指导和帮助，分析形势和问题，交流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按照整治重点分步骤、逐地区地开展整治工作的督促检查与整治效果的考核验收，全力推进专项整治清理整顿阶段各项工作向纵深发展。

　　（二）梳理问题，及时整改，继续狠抓自查自纠。

　　要按照进度服从质量的原则，对第一阶段任务没有完成的和企业自查自纠没有结束的地区，在认真完成专项整治方案的基础上，结合近期工作重点及要求继续做好第一阶段自查自纠工作。企业要将自查自纠检查结果形成书面报告，上报当地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各地相关部门要对企业自查自纠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各地区要进一步梳理在第一阶段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存在的不足，深入分析问题后面的深层次原因，按照边整顿、边规范、边建设的思路，认真清理和规范食品添加剂许可，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同时，要针对食品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环节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突出问题，制定全面清理整顿的措施和办法，逐步完善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和检测方法、标准，狠抓落实。

　　（三）突出重点，追查源头，深入开展清理整顿工作。

　　各地要根据第二阶段的任务、措施和要求，重点加强对消费量大、影响面广、问题比较突出的食品类别的整治。要按照近期工作重点及要求，确定本地区重点整治环节和重点整治产品，根据第一阶段掌握的线索，追踪溯源，一查到底。要集中各部门的力量，狠抓大案要案和典型案件的查处工作并及时报告全国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对存在问题没有纠正的企业要予以曝光，对故意生产、销售和使用用于食品的非法添加物的违法犯罪行为要依法严厉惩处。

　　省级专项整治领导小组要根据全国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公布的“黑名单”和近期工作重点，结合本地区发现的突出问题，统一组织开展抽查工作，并将抽查情况汇总报告全国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对没有实施抽查评估的和评估没有达到整治效果的不得转入下一阶段。

　　（四）规范行业，强化自律，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作用。

　　各食品行业组织要切实负起行业自律的责任，积极组织企业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对本行业存在的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问题进行系统梳理，鼓励和引导企业自觉清理问题，遵守行业诚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要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和诚信制度建设，健全企业自律机制。对不能认真履行行业自律职责、未及时发现和处理本行业存在的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问题的，要给予通报批评并依法严肃处理。

　　（五）明确责任，完善制度，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

　　各地区要从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的全局出发，从强化措施、完善制度、提高水平和加强监管等多方面入手，加强长效机制建设。要按照地方政府对食品安全负总责的要求，按照分段监管的原则，继续明确和细化各监管部门在食品添加剂生产、销售和使用中的监管责任，不断完善长效监管措施，着力消除食品添加剂生产、销售和使用中的监管漏洞。

　　（六）深入调研，真抓实干，继续加大工作督查力度。

　　各地区负责专项整治工作的领导同志要带头学习掌握专项整治工作的要求和食品添加剂管理的有关知识，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解决基层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督促指导落后地区的工作，对工作走过场、搞形式和不认真解决问题的地区要给予批评和通报。全国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将根据第二阶段的工作进展情况，组织调查队和专家进行明查暗访，并将发现的问题向监察部门通报。



　　孝文帝太和改革以后，北魏国势进入极盛时期。北魏君主自诩为正统，垂法四海，遗泽流光之雄心益强。宣武帝元恪遵循太和改革的理论框架，热衷于制礼作乐。在对太和律加以补充和修改的基础上，制定了北魏律定本——正始律，北魏法律的可操作性大大提高。同时，通过全面、深入地将封建礼教与法律相结合，基本上完成了北魏法制的儒家化进程。
　　一、北魏律定本——正始律
　　太和年间的改革为推行举国一致遵行的封建道德规范做出了法制保障。太和年间制定的律令法典以及移风易俗措施，使封建意识形态深入基层。由于孝文帝及其后继者宣武帝等北魏帝王笃好儒家经典，大批博闻名儒因经术文史获得重用。帝王的提倡，为儒学复兴提供了汉末以来少有的机遇，北朝教育空前蓬勃发展。宣武帝时，“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语）》。”“髦士盈朝，济济之美”。洛阳朝廷的官僚结构与昔日粗野不文已大相径庭。
　　随着儒学研究的深入，现行律令不够完备，精密，适用时尚有“疑舛”的缺陷显现出来。于是，正始元年（公元504年）冬，宣武帝诏令制新律令，企图通过部分内容和文字的增删和调整，纠正北魏律的内部混乱，提高可操作性。
　　正始定律，由太师彭城王元勰领衔主持。他“与高阳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学者五日一集，参论轨制应否之宜”。当时参与议律者大致分为三类人：第一类是宗室诸王，他们参与议律，提高了议律的规格和权威性。第二类是现任或曾任司法、监察职务，富于司法实务经验的官员，他们的职业化程度高，可以提高立法反映和预测社会需求的准确性，提高立法质量，突出了制律令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特点。第三类是中央文职官员，这些人儒学功底雄厚，参与议律令便于糅和礼法。正始律由这么一批名儒文士、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律家、从政实践经验丰富的官僚，“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共同议定制成，其在礼法结合的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迈前律，故有“永作通制”之言。
　　二、礼法结合思想的深化
　　1．尊长卑幼，夫权本位，北魏前期，朝廷重视举告犯罪，忽略亲属相隐。正始年间修律，明确加以矫正，有关亲属容隐的规定正式入律：“律，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死。”窦瑗引经阐释其意，云“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杀害之类，恩须相隐，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见其直。”也就是说，尊长纵有过恶，恩当容隐，卑幼若告，是蔑弃亲权，无人子之心，必须重惩以死刑。
　　家庭内父亲的家长权、男尊女卑的法律地位得到明确肯定。北魏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但若夫先葬在北，妇葬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北）葬”。若妻坟在北，夫死于洛，则“不得以尊就卑”还北，违者犯法。这一规定针对游牧民族宗法观念，宗法秩序相对淡漠，强制予以矫正。
2．贯彻执行身份罪责制，礼为法本，意味着行法必须遵循礼来别尊卑、辨上下，对不同身份的犯罪者异其罪责。正始律非常明确地强调君主及皇族之特别人格、贵族官僚之特殊地位；对于亲属之间相犯，注意分辨相互身份，保证依身份定其罪责。
　　（1）免官和官当细则的完善，在运用刑罚上优待官僚，自汉代就有削爵、免官之类以官和爵抵罪的方式，但多为权宜做法，尚未成为定制。在北魏前期，对于官僚犯罪，也有“以官爵除刑”的官当法，但较少运用。孝文帝改革以后，优免官僚的案例显著增加。到北魏后期，犯罪官吏被追究刑事责任时，大多能藉罚赎、除名、削爵、免官、官当等途径逃避斧钺流徒实刑。皇族的地位特殊，法律规定，他们犯罪，按例削减刑罚等级：“律，罪例减，及先帝之缌麻。”北魏还明确规定官爵折抵刑罚的方法：“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免官者，三载之后听仕，降先阶一等。”官当适用的主体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贵族，以及官阶在从第五品以上的官僚。他们犯罪，以官阶抵当二岁徒刑。免官者，三年后降先阶一等复叙。
　　以官爵折抵罪刑，有官爵完全当罪刑，也有免去所居官职，保留爵位，还有留官削爵。官职可以抵刑，爵位也可用于抵刑，但这两者也有不同，官阶代表职权大小，爵位指示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高低和经济收益的丰寡；官仅及本人，爵可传后嗣；官多由功得，爵可因亲封；有官未必有爵，有爵大抵有官。若以爵抵刑已尽，尊贵地位永坠；而免官三年可降阶复叙。延昌二年（公元513年），经过群臣讨论，世宗批准了以爵邑抵罪除名后的起复细则，大致内容为有爵者犯罪除名，官职爵位尽失，三年之后，可以各降本爵一等起复。最低爵（散）乡男，爵位已无可降，依其官品起复。
　　从北魏对以官、爵抵当罪刑的等级划分来看，既有晋律梁律的影响，也有自己的创造。它给犯罪官吏留下了重新入仕的门径，使他们的政治前途不至于轻易地被彻底断送。但北魏末期，官当的适用主体大大扩展，不再限于官品从第五品以上者。无官品、无禄恤的“中正”和官廷禁卫等流外勋人皆可以职当刑。特权滥施结果造成刑法威力锐减，吏治江河日下。
　　（2）“八议”制度化，北魏后期，处理八议中人犯罪，要“依律上议”，由有司开具其犯罪事实及所坐罪名，应议之状，凑请集议。然后据旨召集一定范围内的官员评议犯罪人的罪与刑，议定奏裁。若所犯是常罪，通过评议即可获降减其刑的优待。故而请议不仅有提供从宽处罚机会的程序性的意义，也具有刑罚减等的实体性内容，说明“八议”已由过去的抽象的原则转变成为刚性的具体的制度。
　　贵族官僚具有特殊身份，其犯罪不经皇帝批准，不得逮捕。法司审问犯罪的官僚，不得遽用刑讯。皇族尊贵，身份高于常人，“皇族有谴，皆不持讯”是其时惯例。当属籍疏远的宗戚恃特权凌法令十分严重时，朝廷规定“诸在议请之外，可悉依常法”，缩小了享受特权免刑讯的范围。总之，在北魏后期，周礼规定的“八辟”已成为广泛适用的法律制度，特权阶级从告诉开始，就合法地实际享有异于常规司法程序的优待。
　　（3）亲属相犯依伦常断处，礼别上下贵贱、尊卑长幼、内外亲疏。家庭中，尊长对于卑幼有几近绝对的统治权、管教权。卑幼对尊长则须恭谨孝敬，惟命是从。因为亲属之间天性难夺，而又尊卑身份不同，按照儒家的伦理思想，亲属相犯，罪名和刑罚也应不同，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该有差异。北魏后期对亲属相犯，拟罪之前，先查清相互之间的亲疏尊卑长幼关系，再依据服制详定刑罚等差，或加重，或减轻。凡是卑幼伤尊长，如杀祖父母、父母，处分重于常人相杀，所谓“害其亲者?”。 反之，尊长杀卑幼，刑事责任轻于常人。“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但如常人相杀，则处死刑。又如，常人之间，“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但卖子只处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如系尊长处死刑，如系周亲及妾与子妇者处流刑。由此可见，犯罪主体的特定伦常身份对于定罪量刑的重要影响。亲属相犯依伦常断处加强了礼在刑法中的比重，凸显了北魏法律规范的伦理色彩，将法律以伦常为归宿的发展趋向一展无遗。
　　3．春秋决狱，春秋决狱，即在法律之外，引据公羊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之要义评决狱讼。在汉代，春秋决狱十分盛行。孝文帝太和改革掀起了复礼议礼的热潮，儒家经学披靡风行。居津要者喃喃于朝堂，议事议政动辄引据经义，且以经学修养自淑自炫自重。此风气歆动流俗，比附经义论罪名、定刑度的春秋决狱愈演愈烈。一系列儒家具体法律观点由经义抽绎出来后，被贯彻于司法实践，北魏法律向“应经合义”纵身发展。
　　北魏比较典型的春秋决狱案例：
　　雁门有人杀害其母，刑虬引据“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论证逞凶肆恶害母的罪行不可轻恕，主张对凶犯之子也应处以连作从死，才是忠孝之道，存三纲之义。刑虬又提出，如若引用春秋“父子罪不相及，恶止于其身”的用刑原则，对害母凶犯之子即使恕死，也应将其流放荒远之地，禁止匹配，使凶恶之类杜绝繁衍流传。最终此案依刑虬的建议凶犯之子获刑。
　　偏将军乙飞虎丧父，朝廷给假二十七月。虎并数闰月，诣公府请求复职。领军元珍斥责乙飞虎“麻衣在体，冒仕求荣，实为大尤，罪其焉舍！”主张引用《违制律》“居三年之丧而冒哀求仕，五岁刑”的规定惩之。三公郎中崔鸿抉隐究微，一一?综郑玄、王肃、杜预等博学硕儒计算丧期的方法，斤斤计较仔细推算后，断定乙飞虎是丧期恰满，不算冒哀求仕，但又责备他毕竟求职过于匆匆，“于戚之理，合在情责”。为惩罚其哀戚不切，判处鞭五十。
　　4．明法慎刑与“覆治之律”北魏后期，士大夫们充分阐述儒家罚必当辜、不枉不纵的刑罚观点，使法制向明法慎刑方面显著发展。与此同时，北魏政府采纳郎中辛雄的建议，规定了关于及时有效地纠正错判和处理上诉案件的“覆治之律”：“律文，狱已成及决竟，经所绾，而疑有奸欺，不直于法，及诉冤枉者，得摄讯覆治之。”也即是说，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之一，即应予以复审：其一是对于“已成之案”，即已发生法律效力或已经执行的判决，若发觉其认定事实有误或适用法律失当，或有枉法徇情，出入人罪之嫌的；二是判决完毕，被判刑之人及其亲属向有关部门申诉冤枉。覆治之律的出现，说明北魏法制在向礼法结合的实体化发展之时，也为提高刑罚效益，自觉地补救本身的缺陷，不断在技巧和细节上改造完善自己。
　　由孝文帝法制改革激起的儒学复兴和喧腾于朝野的议礼热潮，是正始以后经义全面占据法律领地的巨大驱动力。礼教观念几乎是前所未有地影响着法律，要求以法律权利的形式得到切实的确认。相应地，法律也越来越多地确认其存在，大量的礼教内容被提高到法律保护的地位。比较孝文帝改革前后违礼案件的多寡，处理案件的方式差别，再联系官当细则的完善，犯罪留存养亲等制度的建立，可看出，北魏后期法律活动的重心已从先前切实保护君权逐步扩展到保护官僚所代表的阶级特权，保护父权所代表的宗族秩序。刑罚观也由重报复重威慑向威慑教化并重转移。北朝法制正在向优化刑罚总体效益的方向前进。经由多次修律而总结汇成的正始律，作为北魏律之定本，集中了封建法律制度在北魏获得的适合其内在规律的发展成果。它的颁布，标志着北魏法制儒家化基本完成。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