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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黄山市人民政府


黄 山 市 人 民 政 府

关于印发《黄山市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黄政〔2001〕7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黄山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黄山市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自2001年6月1日起施行。1995年5月22日由市政府办公室印发施行的《黄山市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规则》同时废止。

黄山市人民政府
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黄山市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

黄政〔2001〕7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全市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国发〔2000〕23号）、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安徽省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皖政〔2000〕48号），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原则上也适用于市内各企业、事业单位。
第三条 行政机关的公文（包括电报，下同），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是依法行政和进行公务活动的重要工具。
第四条 公文处理指公文的办理、管理、整理(立卷)、归档等一系列相互关联、衔接有序的工作。
第五条 各级行政机关的公文处理工作，应坚持实事求是、精简、高效的原则，做到及时、准确、安全；严格执行保密规定，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第六条 各级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高度重视公文处理工作，模范遵守国发〔2000〕23号、皖政〔2000〕48号文件和本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加强对本机关公文处理工作的领导和检查。
第七条 各级行政机关的办公厅（室）是公文处理的管理机构，主管本机关的公文处理工作并指导下级机关的公文处理工作。
第八条 各级行政机关的办公厅（室）应当设立文秘部门或者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公文处理工作。

第二章 公文种类和形式

第九条 公文种类及其适用范围，按《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第九条执行。
第十条 公文形式由各级行政机关结合实际确定。市人民政府及其办公厅公文的主要形式：
（一）发文机关标识为“黄山市人民政府文件”、代字为“黄政”的公文。主要适用于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省委、省政府的方针、政策、指示，部署全局性工作和重要工作，发布重要决定，向省政府报告、请示工作和呈报意见，以及其他必须以市人民政府名义办理的重要事项。
（二）发文机关标识为“黄山市人民政府”、代字为“黄政秘”的公文。主要适用于市人民政府对有关区县、部门和单位通知重要事项、批复请示事项，批转有关区县和部门的文件，提请市人大或市人大常委会审议议案，以及用于商洽问题等（函件标识为“黄政函”）。
（三）“黄山市人民政府令”。主要适用于发布经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市政府规章。
（四）黄山市人民政府内部传真电报、密码电报，代字分别为“黄政明电”、“黄政密电”，用于办理黄山市人民政府文件中的紧急事项。
（五）发文机关标识为“黄山市人民政府任免通知”、代字为“黄政人字”的公文。主要适用于办理市人民政府任免干部事项。
（六）发文机关标识为“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代字为“黄政办”的公文。主要适用于传达市人民政府关于某一方面工作的决定，转发省政府办公厅文件和有关区县、部门的文件，通知有关重要事项等。
（七）发文机关标识为“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代字为“黄政办秘”的公文。主要适用于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并以办公厅名义对有关区县、部门某项工作作出的通知，公布议事协调机构、临时机构，答复内容一般的具体事项，以及办公厅同各业务主管部门之间联系工作，与省政府部门或兄弟市商洽一般问题，办理办公厅内部事务等。
（八）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内部传真电报、密码电报，代字分别为“黄政办明电”、“黄政办密电”，用于办理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中的紧急事项。
（九）“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电话传真”，编顺序号，主要用于办理黄山市人民政府或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某些具体事项。
（十）发文机关标识为“黄山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黄山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议纪要”、“黄山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的公文，分别用于记载、传达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市政府专题会议决定事项和主要精神。
（十一）“黄山政办通报”，编顺序号，主要适用于印发市政府领导讲话、有关典型材料等。

第三章 公文格式

第十一条 公文格式包括版式和体式，一般由秘密等级和保密期限、紧急程度、发文机关标识、发文字号、签发人、标题、主送机关、正文、附件说明、成文日期、印 章、附注、附件、主题词、抄送机关、印发机关和印发日期等部分组成。
（一）涉及国家秘密的公文应在发文机关标识右上角标明密级，如需同时标明密级和保密期限，密级和保密期限之间用“★”隔开。其中，“绝密”、“机密”级公文应当标明份号，份号标注在发文机关标识左上角。
（二）紧急公文应在发文机关标识右上角分别标明“特急”、“急件”；电报分别标明“特提”、“特急”、“加急”、“平急”。如需同时标识密级与紧急程度，应将密级标识在紧急程度之上。
（三）发文机关标识一般由发文机关全称或规范化的简称加“文件”二字组成。对一些特定的公文，可只用发文机关全称或规范化的简称来标识 。发文机关标识用大号字居中套红印在公文首页上端。几个机关联合行文，可用主办机关名称作为发文机关标识，也可用几个机关名称作为发文机关标识，但应将主办机关排列在前。
（四）发文字号由机关代字、年份和序号组成。几个机关联合行文，只标注主办机关发文字号。有发文机关名称加“文件”二字组成发文机关标识的公文，发文字号一般标注在发文机关标识之下、横线上方居中，上行文标注在横线上方左侧；只用发文机关名称作发文机关标识的公文，发文字号一般标注在横线之下、公文标题之上的右侧。
机关代字应保持稳定，不宜经常变动。年份应标全称并加六角括号；年份和序号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
（五）上行文应注明签发人、会签人姓名。联合行文要同时注明联合发文机关的签发人姓名。签发人、会签人姓名标在发文机关标识之下、横线以上右侧位置。
（六）公文标题应当准确简要地概括公文的主要内容并标明公文种类，一般应标明发文机关；为避免公文标题累赘，有发文机关标识的，也可不标明发文机关。公文标题中，除法规、规章名称加书名号外，一般不加标点符号。
（七）除“公告”、“通告”外，其他文种的公文都应标明主送机关。主送机关应当使用全称或规范化简称、统称，顶格单独标列在标题之下、正文的上行，其中“会议纪要”的主送机关标列在公文末页下端、抄送机关之上。
（八）正文是公文的主体部分，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力求简明扼要，开门见山，观点鲜明，用语准确，层次清楚，结构严谨。
（九）公文如有附件，应在正文之后，成文日期之前注明附件顺序和名称。附件一般与正文一起装订，并在附件左上角顶格标识“附件”字样，有多个附件时应标识序号。
（十）成文日期以领导人签发的日期为准；几个机关联合发文，以最后一个机关领导签发的日期为准；电报以发出日期为准；会议讨论通过的“决定”，可以通过的日期为准，并应在标题之下、正文之前，用小于标题字号的另一种字体注明会议名称和通过日期，加上圆括号。
（十一）公文除会议纪要、电报外，一律加盖印章；联合下发的公文，都应加盖印章；联合发文机关达到3家以上的，必须既落款又加盖印章，并将主办机关排列在前。
（十二）公文如有附注，如“此件不得登报”、“此件发至乡镇”等，应标注在成文日期左下方、主题词之上，并加圆括号。如属请示件，应在该处注明联系人的姓名和电话，联系人一般以本机关经办处室负责人为宜。当正文排版后占满全页不能容下印章位置时，应采用调整行距、字距的措施加以解决，务使印章与正文同处一面，不得采取标识“此页无正文”的方法解决。
（十三）公文应标引主题词。标引顺序是先标类别词，再标类属词。在标类属词时，先标反映公文内容的词，最后标反映公文种类的词。一份公文的主题词，除类别词外，最多不超过５个词目。上行文，应使用上级机关制定的公文主题词表中词目。主题词顶格标注在公文末页、抄送栏的上方，“主题词”３字用３号黑体字，词目用３号小标宋体字。
（十四）抄送栏设于公文末页下端、印制版记之上。抄送机关多的，应依上级机关、平级机关、下级机关次序排列；同一层次的依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法院、 察院、军队、群团组织顺序排列。
（十五）公文一般应有印制版记。印制版记列于抄送栏之下，左侧注明印发（翻印）机关全称或规范化简称，右侧注明印发（翻印）日期，右下角注明印发份数。
第十二条 公文用字一律从左到右横写、横排。公文用纸一般采用国际标准Ａ4型（210mm×297mm）。公文缮印用字应规范化。市人民政府及办公厅文件，标题用２号宋体，正文用３号仿宋体。
第十三条 公文中各组成部分的标识规则，除本细则已作规定外，参照《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国家标准执行。

第四章 行文规则

第十四条 各级行政机关行文关系根据各自的隶属关系和职权范围确定。
第十五条 政府部门依据职权可以相互行文和向下一级政府的相关业务部门行文；除以函的形式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审批事项外，一般不得向下一级政府正式行文。
部门内设机构除办公厅（室）外不得对外正式行文。
第十六条 同级政府、同级政府各部门、上级政府部门与下一级政府可以联合行文；政府与同级党委和军队机关可以联合行文；政府部门与相应的党组织和军队机关可以联合行文；政府部门与同级人民团体和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也可以联合行文。
第十七条 凡属于政府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应以部门名义直接行文，或几个部门联合行文；需要商请同级其他部门解决的问题，应用函的形式直接行文；须经政府审批的事项，经政府同意也可由部门发文，文中注明“经政府同意”。
第十八条 凡涉及其他部门职权范围的问题，未协商一致，或未经本级政府裁决，部门不得擅自向下行文。否则，本级政府应当责令纠正或撤销。
第十九条 各级政府对需要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各部门对需要同级业务主管部门审批或决定的事项，应直接向上级或同级业务主管部门行文；各地之间、各部门之间需要协商解决的问题，应当直接行文，不需报上级或本级政府转办。
第二十条 各级行政机关一般不得越级请示和报告。对发生重大事故、突发事件、抗洪抢险等特殊情况，必须越级行文时，应抄送被越过的机关。无特殊情况的越级请示，收文机关予以退回。
第二十一条 除上级机关负责人直接交办的事项外，不得以机关的名义向上级机关负责人报送“请示”、“意见”和“报告”；如属上级机关负责人交办事项，应在正文开头部分予以说明。
第二十二条 “请示”应当一文一事；一般只写一个主送机关，需要同时送其他机关的，应当用抄送形式，但不得抄送其下级机关。
第二十三条 “报告”不得夹带请示事项，公文文种不得用“请示报告”一类混合文种。对“报告”中夹带请示事项的公文，收文机关可按报告处理，不予答复。
第二十四条 向下级机关或者本系统的重要行文，应当同时抄送直接上级机关。
第二十五条 受双重领导的机关向上级机关行文，应根据内容确定主送机关和抄送机关。上级机关向受双重领导的下级机关行文，必要时应抄送其另一上级机关。
向市委、市政府报送公文，要遵照党政职责分开的原则，分别报市委或市政府，不要使用“市委、市政府”两个主送机关。主报市政府需市委知悉的，主送机关可写“市政府”，注明抄送市委，主报市委需市政府知悉的，亦按此处理。同时主送“市委、市政府”的，市政府只作一般“报告”处理，不予答复。
第二十六条 上行公文必须按规定的份数报送。份数不足的，收文机关可要求发文机关补足或退回重报。
上报省政府的文件一般为10份，区县和市直上报市政府的文件不少于10份，抄件5份，各种简报、汇报5份。
第二十七条 为减少重复性行文，凡上级公文已有明确规定，本级无需再作具体要求的，可以不行文，而将原文翻印下发。凡能面对面协商解决的问题以及可口头、电话请示、报告的问题，可以不行文。
市政府原则上不转发国务院、省政府部门的文件，不批转市政府部门的会议文件，包括工作报告、领导同志 讲话和会议纪要等，部门会议文件资料一律由会议主办单位印发。

第五章 发文办理

第二十八条 发文办理指以本机关名义制发公文的过程，包括草拟、审核、签发、复核、登记、缮印、用印、分发等程序。
第二十九条 草拟。草拟公文按照《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第二十五条执行。公文文稿由业务主管部门代拟，也可由机关的办公厅（室）撰拟。
拟制公文，对涉及其他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主办部门应当主动与有关部门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方可行文；如有分歧，主办部门可以列明各方理据，提出建设性意见，报请上级机关协调或裁定。 
第三十条 审核。公文文稿的审核，由负责公文处理的处（科）室负责。重要文稿，应经过三审后方能送领导同志签发，即由办文单位的负责人负责初审，文秘部门负责复审，办公厅分管主任或市政府分管秘书长负责三审，并签给有关领导签发。审核的重点是：是否确需行文，行文方式是否妥当，是否符合行文规则和拟制公文的有关要求，公文格式是否符合国发〔2000〕23号、皖政〔2000〕48号文件和本实施细则的规定等。
第三十一条 签发。公文由本机关负责人签发。以本机关名义制发的上行文，由主要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签发；以本机关名义制发的下行文或平行文，由主要负责人或者经授权的其他负责人签发。签批公文，主批人应当明确签署意见，并写上姓名和日期，其他签批人圈阅，应视为同意，非特殊情况，机关负责人一般不接收和签发未经办公厅（室）审核的文稿。
第三十二条 复核。经负责人签发后的文稿，正式印制前，文秘部门应当进行复核。复核的重点是：审批、签发手续是否完备，附件材料是否齐全，格式是否统一、规范等。
经复核需要对文稿进行实质性修改的，应按照程序复审。
第三十三条 登记。经复核后的文稿，文秘部门应及时登记、编号、标引主题词，按照发送范围确定印制数量，必要时应对文稿作技术处理，再送文印室或印刷厂缮印。
第三十四条 缮印。经文秘部门登记后的文稿，应送机关文印室或机关印刷厂缮印。缮印要讲求时效，急件、特急件应按时限要求承印。缮印必须保证质量，做到字迹清晰，版面整洁，庄重大方。
第三十五条 用印。用印前，要检查签发人与使用的印章权限是否相符；发文机关标识与印章名称是否一致。用印要求上不压正文，下骑年盖月。
第三十六条 分发。缮印好的公文，由机关文秘部门统一分发。分发前，文秘部门应通知承办人从内容到格式进行最后复校，确认无误并签字后，方可照单分发。要做到急件随到随发。分发时，要核对信封，填写信序号，秘密、紧急公文应标明密级和紧急程度，随文填写发文通知单。公文发出后，经办人要清点剩余份数，及时检查收件单位的签名，经过复核，在分发单上签字后，余件入柜暂存。
机关发文，凡发往外埠的，由收发员送邮局机要室传递；发往本埠的，按时到公文交换站交换。本埠的急件、特急件、绝密件，由专人专程传递。利用计算机、传真等通信系统传输密级公文，必须采用加密装置。

第六章 收文办理

第三十七条 收文办理指收到公文的全部办理过程。主要程序有签收、登记、审核、拟办、批办、承办、催办等。
第三十八条 签收。公文一律由机关文秘部门签收，按程序办理，一般文件应在一日内分办完毕，急件应随时办理。机关负责人一般不受理未经文秘部门签收的公文。收发员签收文件时，要逐号逐件核对，急件要注明签收的具体时间。
第三十九条 登记。公文签收后，由文秘部门逐件拆封核查，分类登记。登记中要将办件、阅件和简报等分开，避免该办的文件漏办。
第四十条 审核。收到下级机关上报需要办理的公文，文秘部门应当进行审核。审核的重点是：是否应由本机关办理；是否符合行文规则；内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涉及其他部门或地区职权的事项是否已协商、会签；文种使用、公文格式是否规范。
第四十一条 拟办。对需要办理的公文，文秘部门应及时提出拟办意见。对属于要求解决具体问题的来文，应当按照职权范围，直接转有关部门处理。对违反国发〔2000〕23号、皖政〔2000〕48号文件和本实施细则的来文，退回呈报单位并说明理由。
拟办意见力求准确、恰当，把握不准时，要主动征询业务处室或有关部门的意见。对紧急、重要公文应提出办理时限；对需几个部门或区县承办的公文，需明确牵头主办单位。
第四十二条 批办。对需请领导批办的公文，文秘部门要及时送办公厅（室）负责同志批办。经负责同志批办过的公文，要在来文登记簿上注明批送给某部门办理，并抄写政府领导批示转办通知单，加盖文秘处印章后，发送有关业务处室、部门办理或督查办理。如承办单位无原文的，需复印原文连同领导批示一并发送，便于有关部门办理。
第四十三条 承办。有关业务处室或部门接到交办的公文和市政府领导批示转办单，应当逐件登记并抓紧办理。各级政府应实行办文限时制，提高办文效率。市政府机关一般公文在10日内办结，涉及人财物及其他需要协调解决问题的公文，应力争在3个工作周内办结。确有困难的，应当予以说明。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或不适宜本部门办理的，应在2日内退回交办单位并说明理由。
第四十四条 催办。要建立健全公文催办制度。由文秘部门呈负责人批示后交有关部门办理或者由文秘部门直接交办的公文，文秘部门应负责催办。紧急公文跟踪催办，重要公文及负责人批示的公文重点催办，其他公文每半个月普催一次。催办过程要及时记录，并根据催办记录，定期通报公文办理情况。

第七章 公文归档

第四十五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其他有关规定，行政机关在工作中形成、办理完毕并具有查考和保存价值的公文、材料、领导批示等，应及时整理（立卷）、归档。
第四十六条 行政机关公文办理结束后，应将２份公文正本连同领导人签批的底稿、公文形成过程中的附件整理（立卷）；绝密公文办结后应当及时整理（立卷）。一般应于每年第一季度，将上年的公文案卷集中向机关档案室移交归档。个人不得保存应当归档的公文。
第四十七条 归档范围内的公文，应根据其相互联系、特征和保存价值等组卷，并保证公文材料齐全、完整，正确反映公文的形成过程和本机关的主要工作情况，以便保管和利用。
第四十八条 联合办理的公文，原件由主办机关整理（立卷）、归档，其他机关保存复制件或其他形式的公文副本。
第四十九条 本机关负责人兼任其他机关职务，在履行所兼职务职责过程中形成的公文，由其兼职机关整理、归档。
第五十条 归档范围内的公文应当确定保管期限，并按照有关规定定期向档案主管部门移交。
第五十一条 草拟、修改和签批公文，不可使用铅笔或圆珠笔，所用墨水应符合存档要求。文稿左侧装订线外，不得签批和修改。

第八章 公文管理

第五十二条 公文由文秘部门或专职人员统一收发、审核、用印、归档和销毁。
第五十三条 文秘部门应当认真贯彻国发〔2000〕23号、皖政〔2000〕48号文件和本实施细则，建立健全本机关公文处理工作的有关制度。加强对公文特别是上报公文的审核把关，严格执行办文规则和程序，对不符合规定的公文，文秘部门可以不予办理，退回呈报单位，并定期进行通报。
第五十四条 上级机关下发的公文，除绝密级和注明不准翻印的以外，下一级机关经负责人或秘书长、办公厅（室）主任批准，可以翻印。翻印时，应当注明翻印的机关、日期、份数和印发范围。
第五十五条 未经市政府办公厅转发、翻印的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和省政府、省政府办公厅文件，各行政机关不得擅自转发、翻印。
第五十六条 经发文机关批准，在报刊、政报上公开发布的公文具有正式公文的同等效力。公文复印件作为正式公文使用时，应当加盖复印机关证明章。
第五十七条 遇紧急、特殊事项，经领导批准，可以采用传真方式发送公文，传真件经收文机关复印后按正式公文办理和保存。利用传真机传递秘密公文，必须采取保密措施，确保安全。绝密级公文不得利用传真机传输。
第五十八条 公文被撤销，视作自始不产生效力；公文被废止，视作自废止之日不产生效力。
第五十九条 机关合并时，全部公文应当随之合并管理。机关撤销时，需要归档的公文整理（立卷）后按有关规定移交档案主管部门。
工作人员调离工作岗位时，应当将本人暂存、借用的公文按照有关规定移交、清退。
第六十条 文秘部门应于每年的第一季度对本机关上年度形成和接收的不具备归档和存查价值的公文进行清理、集中，经鉴别并报办公厅（室）负责人批准后到指定场所予以销毁。销毁秘密公文应由２人以上监销，保证不丢失、不漏销。其中销毁绝密公文（含密码电报），应当进行登记。
第六十一条 密码电报的使用和管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密码电报不得翻印、复制，不得密电明复、明电密电混用。密码电报汇编内部文件，需按权限报批。
第六十二条 其他机关人员需要查阅机关公文案卷，必须持有介绍信。查阅密级公文案卷并摘抄部分内容的，需经秘书长或办公厅（室）主任批准。成卷公文不得外借。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三条 公文处理中涉及电子文件的有关规定另行制定，统一规定发布之前，各级行政机关可以制定本机关或者本地区、本系统的试行规定。
第六十四条 各级行政机关的办公厅（室）对上级机关和本机关下发公文的贯彻落实情况应当进行督促检查并建立督查制度。有关规定另行制定。
第六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自2001年6月1日起施行，1995年5月22日起施行的《黄山市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规则》同时废止。


我国食品安全刑事责任框架建构

吴光升


　　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八条规定：“违反本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属于一种统一刑法典的立法模式。《食品安全法》的这种刑事责任立法模式，应当说与我国目前朝着统一性、集中性方向发展的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是相一致的。从法律制度的角度讲，确保食品安全并非仅靠一部《食品安全法》即可奏效，而是需要更多的法律规范或是部门法从不同的领域和侧面与之相协调和衔接，以形成完整的确保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食品安全法》出台后，许多法律面临着调整和完善，刑法亦是如此。食品安全犯罪与传统犯罪不同，一旦发生就会造成巨大损害结果，对这类犯罪行为，应当以预防为主，即只要行为可能造成损害危险，就应当对其进行刑事制裁。这种预防性的刑法制裁，其实也就是现在大陆法系国家比较流行的风险刑法理论或安全刑法理论所主张的。因此，如何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适用《食品安全法》，除了要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外，还应当在风险刑法理论的指导下对刑法典进行相应的完善，并根据该理论将刑法典适用于具体案件。

一、风险社会与风险刑法理论

　　从这些“风险社会”理论家的论述来看，所谓风险社会，其意在指出现代社会具有一种风险性特征，是一种风险性的社会。这种风险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风险的人为性，即现代社会的风险与传统社会的自然风险不同，大多是人类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其中，政府、工业和科学是风险的主要制造者；二是风险影响后果的巨大性，即现代社会风险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往往是不可估量，具有损害结果的重大性、跨地域性与跨时间性等。如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就造成了巨大的损害结果，灾难涉及几个相邻之国家，损害结果在时间上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三是风险影响结果与途径具有不确定性，即某一风险会造成什么样影响，影响的途径是什么，传统的风险计算方法往往无能为力，“标准的计算基础——事故、保险和医疗保障的概念等——并不适合这些现代威胁的基本维度”。 如转基因食品，它会对人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影响的途径是怎样的，现在很难作出准确的评价；四是风险影响对象的广泛性，这是指现代风险所可能造成的损害大多不分阶级性或阶层性，每个人所可能受到影响的机会是平等的，现代风险具有一种“民主性”，是“平等主义”的。如今年出现的甲型H1N1流感，每个人都有被传染的可能性，并不会因为财富的多寡而有所区别；五是风险的不可完全消除性，这是因为现代风险作为一种人为风险，它是人类为了生活舒适与便利而对社会生活与自然加大干预范围与深度的结果，是人类追求更高层次生活所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只要人类不停止这种追求，这种风险就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消除。
　　风险刑法（Risikostrafrecht），也有的称之为安全刑法（Sicherheistrafrecht）。该理论与风险社会理论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它最初由德国刑法学者提出的，如普里特维茨（Prittwitz）、金德霍伊泽尔（Kindhauser）等，随后被日本学者所发展。从有关论述来看，风险刑法理论的主要特征在于将刑法介入的时间提前，扩大犯罪圈。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刑罚目的转向积极的普通预防。如金德霍伊泽尔认为，传统的刑罚目标即报复、特殊预防和威慑在今天已退居幕后，而借规范适用的固化为建构法的信赖树起一面旗帜的积极普通预防则成为流行的学说； 二是通过推定减少控诉方所需要证明的要求或减轻控诉方的证明责任。如严格责任的引入、行为人主观过错的推定等；三是行为范畴的扩大化。在传统刑法中，行为主要是指作为，不作为与持有只是一种例外，但在风险刑法理论中，通过制定法课以行为人作为义务，不作为作为一种刑法中的行为，具有扩大化的趋势。持有型行为也有扩大化之趋势。正是基于这种行为范畴扩大化之趋势，胡萨克甚至认为应当放弃犯罪的行为要件而提出以控制原则取代之，即只要某人对某种事态应该控制、能够控制却没有控制而令其发生的，就应承担刑事责任； 四是将犯罪成立的标准前移。在传统刑法中，处罚的主要对象是对法益造成现实侵害的行为，对法益造成现实的侵害是犯罪既遂的标准，对犯罪预备行为与未遂行为的处罚只是特例，但在风险刑法之中，危险犯成为公害犯罪一种重要的犯罪形式，不仅处罚具体危险犯，也处罚抽象危险犯；一般只具有抽象危险的犯罪预备行为也不时被有选择地独立定罪。

二、风险刑法理论视野下的食品安全刑事责任

（一）我国刑法中涉及食品安全的罪名

　　从《食品安全法》与刑法典的相关规定以及司法实践来看，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非法经营类的犯罪；二是生产经营类的犯罪；三是食品安全监管类的犯罪。
　　非法经营类的犯罪行为，是指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而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经许可生产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或者食品生产经营者依法取得食品生产、流通或者餐饮服务许可证后，不再具备法律规定的生产经营条件仍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行为。此类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
　　生产经营类的犯罪行为，是指具备合法生产经营的资格和条件，但生产经营过程违反《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而构成犯罪的行为。在刑法中有明确规定的是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此外，食品生产经营者还有可能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逃避商检罪、虚假广告罪以及不报或谎报事故情况罪。
　　食品安全监管类的犯罪行为，主要是指对食品生产经营负有安全监管责任的人员不履行《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职责或者滥用职权，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这类犯罪行为，除了可能构成刑法第397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以外，还可能构成以下罪名：一是刑法第229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即食品检验机构的人员违反法律规定，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的行为；二是刑法第412条规定的商检徇私舞弊罪、商检失职罪。这主要是指国家商检部门、商检机构的工作人员对进出口食品进行检验时徇私舞弊，伪造检验结果或严重不负责任，对应当检验的物品不检验，或延误出证、错误出证而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因此，这与刑法第229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在主体上不同，商检徇私舞弊罪、商检失职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的主体只能是中介服务组织的人员；三是刑法第411条规定的放纵走私罪。根据《食品安全法》第62条的规定，进口的食品应当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合格后，海关凭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通知证明放行。为此，如果海关工作人员没有要求出示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通知证明就予以放行，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以放纵走私罪处罚；四是刑法第414条规定的放纵制售伪劣商品行为罪。这是因为根据《食品安全法》第8章的规定，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违法行为，有职责进行查处，涉嫌犯罪的，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如果这些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不履行法律规定的追究职责，情节严重的，应当构成刑法第414条规定的放纵制售伪劣商品行为罪；五是刑法第402条规定的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

（二）从风险刑法理论和《食品安全法》的双重视角对我国食品安全刑事责任的审视

　　从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来看，风险刑法理论在我国刑法中也有了一定的体现。比较典型的是刑法第144条规定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因为根据该条的规定，只要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即便没有造成损害结果，也构成犯罪行为。这属于一种抽象的危险犯。 这种规定与传统刑法理论不相符合，但却与风险刑法理念相一致。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更多地体现了传统刑法的色彩，而风险刑法理论的预防性却体现得不够，并且存在着诸多与《食品安全法》难以有效衔接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是刑法中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设置显示出滞后性，导致一些违反《食品安全法》的犯罪行为，难以准确定性。《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安全，在主体上涉及到食品生产、加工、包装、运输、贮藏、销售和监管等人员，在对象上涉及到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食品运输工具等。而刑法中的食品安全的含义较窄，在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中所规定的食品安全犯罪，在主体上只涉及生产、销售人员，在对象上只涉及食品。《食品安全法》对食品以及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以及监管者规定了相应的义务，当他们违反义务应承担刑事责任时，在刑法中却不能找到恰当的罪名。
　　二是刑法中有些食品安全类的犯罪的法定刑偏轻，有的甚至低于行政处罚。《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生产、经营有毒有害食品行为，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而刑法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罚金刑的规定却是，并处或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明显轻于行政处罚。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制裁，是完善食品安全立法的重要方向，而刑罚轻于行政处罚，显然与此背道而驰。
　　三是刑法对于食品安全类的犯罪处罚范围过窄，没有体现出预防为主的方针。首先，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绝大多数属于结果犯或具体危险犯，具有预防性的抽象危险犯并不多见。比如刑法第140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虽然按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的规定，即使没有销售金额也可构成犯罪，但只是一种犯罪未遂，因而仍然不属于抽象危险犯。当然，司法解释的此条规定是否合理，现在存在一定的争议。其次，《食品安全法》为了保障食品安全，对生产经营者规定了一系列的作为义务，但由于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中，不作为型的犯罪很少，生产经营者即使违反了《食品安全法》规定的作为义务，且造成重大损害后果，也难以对其定罪判刑。再次，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难以入罪。从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来看，对于诸如为生产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而购入大量问题原料的行为，或为销售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而大量采购此类食品的行为，一般只能作行政处罚，而不作为犯罪处理。其实，受利益成本计算的影响，行为人购入大量问题原料或有问题食品的目的，最终还是在于通过投向市场赚取利润，而以这种问题原料生产的食品或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一旦投入市场，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结果，因此，适当地对此类犯罪预备行为进行刑罚处罚是恰当的。

三、以风险刑法理论为指导重构我国食品安全的刑事责任

　　一是在刑法分则第二章设专节规定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罪，并增加相应的罪名。食品安全犯罪不仅侵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更严重的是危害了公共安全。在司法实践中，一些食品安全犯罪，也恰恰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定罪处罚的。如“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被称为最大“源凶”的张玉军及其“下线”张彦章，就是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安全涉及食品生产经营、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经营、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食品的安全管理、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等众多领域和环节，结合《食品安全法》第20条、27条等的规定，具体罪名应包括：非法生产、销售食品罪；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相关产品罪；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管理罪；食品安全事故不报罪；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罪；出具虚假食品检验证明罪；食品安全监管失职罪等。
　　二是适当增加过失的食品安全犯罪。我国刑法中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以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都需要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故意。行为人不履行《食品安全法》查证查货的注意义务而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并不能根据这些罪名进行处罚。因为没有履行查证查货义务，只是一种应当注意而没有注意，与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故意还是有相当差距，即应当注意而不注意还不能说明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故意，不管是对行为性质，还是对结果的故意。比较恰当的做法是放松对这些罪名在主观方面的要求，规定过失行为也能构成以上罪名。
　　三是适当增加不作为型的食品安全犯罪。《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规定了一系列的作为义务，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生产经营者的查证查货义务、不安全食品的召回义务。对于生产经营者的查证查货义务，如果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这一义务而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可由过失构成的情况下，仍然可予以刑事处罚，因为应当查证查货而不履行该义务的，实际可纳入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的过失范围之内。但对于生产经营者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的行为，却很难定罪处罚。因为现代工业化的食品生产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有时虽然食品生产者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进行了生产，仍然难以避免可能出现一些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尤其是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有时很难在规定时间内对其危害性作出准确评估。即不安全食品的产生实际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因为食品生产销售者的故意或过失行为所导致的，另一种是很难证明食品生产销售者在生产销售时具有故意或过失的行为导致的。对于因为后一种可能性所产生的不安全食品，即使将过失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也因为很难证明食品生产者在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过失，难以对其进行刑法规制。将生产经营者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的行为予以犯罪化，除了可以促使食品生产销售者在发现不安全食品后积极防止、减少危害结果的发生外，还可以对一些后来发现所生产的食品具有危害性，但却难以证明生产者具有主观过错，而且也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予以刑事制裁。
　　四是适当提高有些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定刑，特别是要消除刑罚低于行政处罚的现象。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致人重伤、死亡或有其他严重后果的，均要设定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量刑幅度，并要全面提高罚金刑的金额，最低不能低于《食品安全法》所规定的罚款额度，以体现出刑罚是维护食品安全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手段。
　　五是适当惩处一些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风险刑法理论的核心是将刑法介入时间提前，扩大犯罪圈。这种刑法介入时间的提前，最主要的表现是对一些犯罪预备行为进行刑罚处罚。但对犯罪预备行为进行刑罚处罚存在一个主观的证明难题，即如何证明行为人具有犯罪之目的。因此，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是否应当进行刑法处罚也存在类似疑问。但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的预备行为都难以证明其主观目的，有些食品之所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有毒有害，其主要原因在于生产者为降低生产成本而使用了变质或有毒有害的原料，或销售者为了谋取暴利而低价购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而且生产者或销售者购入这些原料或食品，除了用于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或用于销售外，别无其他用途，证明其犯罪目的还是比较容易的。因此，对于为了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而大量购入问题原料或为了销售而大量购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也应当予以刑罚处罚。
　　当然，风险刑法理论的不恰当适用，也有违背刑法谦抑原则而限制自由、损害公众合法权益的危险。因此，对于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行为，如果能通过其他行政制裁或民事制裁等措施而达到抑制目的，就不应当运用刑事制裁。如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食品安全法》第27条规定的有关工艺或流程要求的行为，就并非只有通过刑法调整才能达到抑制之目的。

黑龙江省鸡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法学博士徐军 吴光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