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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曲靖市人民政府


曲靖市人民政府公告第47号



《曲靖市市级政府债务管理办法》已经2009年11月25日曲靖市第三届人民政府第十二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4月1日起施行。


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曲靖市市级政府债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市级政府债务管理，规范市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包括国家机关、政党组织、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市直投融资担保机构，以下统一简称为“政府”）举借、使用和管理政府债务行为，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确保政府信贷资金安全，维护政府举债信誉，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各级人民政府性债务管理防范和化解基层政府债务风险的通知》（云政发〔2008〕73号）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性债务是指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及其所属基础设施型投融资公司，以及有财政经常性拨款的事业单位，为基础性、公益性建设项目等从上级转贷借入、向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形成的直接债务或依法提供担保形成的担保债务。

在直接债务中，一般债务是指没有对应收入来源的债务；专项债务是指有对应经营性收益或制度性收入来源项目举借的债务。

第三条　政府债务的举借、使用和管理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谁用款、谁举借、谁还款的原则；

（二）债务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及偿债能力相适应的原则；

（三）计划审批与预算编制相统一的原则；

（四）风险责任与权利一致性的原则；

（五）合同约定按期还款的原则；

（六）担保负连带还款责任的原则；

（七）统一管理、各负其责的原则。

第四条　政府债务实行统一领导。成立由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财政、人行、银监、审计、发展改革委、监察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曲靖市政府债务审批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负责政府债务的审批。

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由财政部门承担。市财政局应内设专门机构具体负责政府性债务审查核实、备案登记、减债目标制定、债务资金使用管理、还款监管等工作。

第五条　政府债务实行分类管理。城建、水利、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无收益性公益项目债务举借必须经领导小组审查批准，重大市级政府债务还应报经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和市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项目业主作为借款主体，由此形成的政府性债务，市级财政承担还本付息；部分有收益的公益项目债务举借由领导小组审批，项目业主作为借款主体，其收益优先用于还款，不足部分市级财政安排偿还；其余借款由项目业主自行办理承贷手续，需市级投融资担保机构提供担保服务的按规定报批办理，其形成的非显性政府债务，由项目业主履行还款责任。




第二章　政府债务的举借和担保




第六条　政府债务举借应当体现政府职能、注重实效、急重优先、量力而行的原则，其规模应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偿债能力相适应，原则上市级直接债务累计余额不超过上年同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3倍。

第七条　政府债务应当实行结构控制，适时调整中长期债务计划，年度到（逾）期政府债务规模应当控制在同级政府财政当年可用财力的20%以内。

第八条　对符合下列要求的，市人民政府及政府债务管理部门可以批准举借政府债务或依法提供担保：

（一）上级政府安排限时完成，但资金无法筹措到位的急重项目；

（二）急需实施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三）用于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益事业的急重项目；

（四）实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急重项目；

（五）地方政府认为应举借或依法提供担保，并符合国家有关政策的政府债务。

第九条　政府举借的债务应当作为债务收入实行预算管理，其支出纳入部门预算编制。

第十条　申请举借（或担保）政府债务的单位，应当向领导小组提供下列资料：

（一）举借政府债务申请书；

（二）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财务报告；

（四）立项审批资料（包括项目审批文件、项目预算等）；

（五）承贷金融机构出具的信用额度证明及贷款意向书面证明；

（六）领导小组认为应当提供的其他资料。

政府债务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项目名称、内容、建设期限；

（二）举借债务数额、来源、期限、利率；　

（三）配套资金落实情况；

（四）还款资金来源、还款计划和举借政府债务对财政预算、部门预算的影响；

（五）最终债务人、担保人、偿债行政责任人；

（六）其他应当载明的事项。

第十一条　领导小组审批举借政府债务前应交由相关职能部门对项目实施单位资金资产、财务收支、债权债务、还款能力及债务风险进行考核审查，重大项目可委托中介机构进行专业审查。

第十二条　非显性政府债务由市直担保机构向被保人进行考核审批，并依法办理反担保权属书面证明。

第十三条　领导小组审批政府债务时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二条要求严格进行审查，并参考职能部门或中介机构出具的初审意见。

第十四条　举借政府债务的业主单位应当与市人民政府签订偿债责任状，并依法履行还款义务。最终使用政府债务的单位为最终债务人，其法人代表为同笔债务的最终行政责任人。最终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的，应当报告审计机关，由审计机关依法进行审计。新的法定代表人承担组织偿还全部债务的行政责任。

第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事业单位、市直投融资担保机构不得擅自办理贷款、出具还款或担保承诺。

第三章　政府债务的资金管理




第十六条　政府债务资金只能用于公共项目支出，重点用于基础性、公益性项目建设和领导小组审批的其他项目建设，不得挪作他用，项目变更必须重新报批。债务资金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和竞争性项目支出。

第十七条　政府债务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专账核算、单位使用、财政监管的管理制度。最终债务人在签订借款合同或协议后，应当按规定程序和要求，向财政及金融部门提出开设债务专用账户的申请，经批准后开立债务核算专户，实行一贷一户封闭管理，并建立健全债务资金管理制度，对债务资金收支实行专账核算；国债、世行等转贷资金按专项贷款资金管理办法执行；其他有特殊管理要求的政府债务资金，经政府审核批准后，按照特殊管理办法监管。

第十八条　政府债务资金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借款合同规定、项目进度、债务资金支出预算等，办理银行贷款授信手续，按照项目进度需要，分期分批向放贷银行办理资金投放。项目单位各类账户余额（指定用途资金除外）和应收账款余额大于当期用款需求时，不得向银行申请放贷。

第十九条　政府债务资金使用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项目法人为行政责任人，对项目债务资金安全性、风险性、效益性负责。

第二十条　政府债务资金使用单位应加强政府债务资金拨付管理，严格按照项目进度和预算使用资金，不得扩大支出范围、规模。

第二十一条　政府债务资金使用单位应按照政府债务管理有关规定，对政府债务资金进行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并按规定向本级政府债务管理部门定期报送项目财务报告和政府债务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时反映政府债务资金收支执行情况。

第二十二条　政府债务资金使用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办理项目招投标，未经公开招投标的不得办理债务资金使用。对纳入政府采购目录的物品、服务和工程项目，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实行政府采购。




第四章　政府债务的监督




第二十三条　政府债务资金使用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监督；政府债务管理部门和审计机关应当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对政府债务适时实施监督。

第二十四条　政府债务资金使用单位应当按季编制债务资金财务运行情况报告，向政府债务管理部门报送银行授信额度使用情况、批准贷款办理情况、债务资金使用情况、还款义务履行情况及项目实施进度等。

第二十五条　政府债务举借、使用、偿还或担保情况纳入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和单位财务审计范围。对盲目举债、违反规定举债和提供担保、政府债务资金使用不当或不履行还款承诺等行为的，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对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影响的，对责任领导及责任人实行行政问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政府债务资金举借、使用、偿还或担保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市人民政府定期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对政府债务资金使用、绩效等情况进行评价；同时，政府债务使用单位和监管部门应当自觉接受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的监督检查，依法报送拟提请审议的相关情况。

第二十七条　政府债务发生偿债风险时，行政责任人应当及时采取救济措施及时化解。对未履行偿债责任或监管不严造成政府债务资金损失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国家对政府债务管理另有规定的，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曲靖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10年4月1日起施行。

加大调解力度，促进司法和谐

王丹 王长君


　　随着“构建和谐社会”重大举措的提出，调解结案也成为法院青睐的结案方式，而调解也就成了“司法和谐”的代名词，各级法院均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实现调解效益最大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整体原因

1. 调解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不断加强审判流程管理、强化审限管理的同时，工作效率的提高越来越受到重视，调解的工作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2. 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与警力相对紧缺的矛盾进一步突出，使法官应接不暇，没有时间过多地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从而忽视了调解工作，甚至流于程序，客观上造成调解不能,从而降低调解结案率。

3. 调解需要当事人对法官的信任，而目前法院的司法权威和法官的社会公信力与社会及当事人的期望值有较大的差距，对法院及法官还有一种不太信任的态度，怕调解使自己吃亏。

4. 案件承办人员对司法政策的理解不够全面，除部分案件应当先调解外，认为其它案件调解并非必经程序，或认为调解过多有损法院形象，更体现不出法律的权威性或说强制性的一面。

5. “人情”的干预，导致部分法官不当行使调解的权利，也影响了当事人自由处分权的行使。

6. 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经济进一步发展，诉讼的目的不再主要是经济利益，很大程度上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当事人不愿调解。

个体(具体案件)原因

1. 债务及经济纠纷案件调解率较高，但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原因是债务案件是一种既期、短期利益，责任明确，争议不大，只是暂时给付不能，相对来说调解结案较容易，案件调解率也较高，但从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前几年金融机构贷款纠纷案件大量积累，为及时追回贷款，化解金融风险，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大量纠纷涌向向法院，有时占当年法院此类案件的绝大部分，此类案件基本都能调解结案，从而使当年案件调解率大幅度上升；从2003年以后，此类案件诉讼高峰期结束，即使有也仅占此类案件的极少部分，也导致了案件调解率和案件数量的大幅度降低。

2. 离婚、相邻案件调解率较低且较稳定。其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婚姻观念不断冲击着我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人们对婚姻观念有较大的转变，其权利意识进一步增强，婚姻自由越来越成为追求的目标，人性化得到充分体现，从而导致离婚案件的增加。再加上妇女地位的提高，人身、财产的独立性得到空前增强，对男子的依附性大大减弱，这也成为离婚的“催化剂”。在案件诉讼过程中，双方对离婚与否绝大多数能达成共识，但财产分割、孩子抚养就成为争议的焦点，从而导致调解不能，直接的反映就是调解率较低且稳定；相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主要是隔壁两邻，有的还是亲属关系，其所争议的标的是具有长期性，甚至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所以当事人在处分自己的权利时非常谨慎，出现“宁伤感情也不损后代利益”局面，故造成案件调解的难度增大，案件调解率较低的原因。

3. 侵权赔偿纠纷案件的调解率居中且基本稳定。侵权赔偿案件特别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既涉及到财产权更涉及到人身权，产生纠纷的原因是平时积怨的结果，“百尺之冰，非一日之寒”，在诉讼过程中分歧较大，不容易调解结案，打官司的目的不仅是财产利益更是精神（心理）利益，甚至是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讨个说法”，判决效果更好，当事人根本不愿调解，故此类案件调解率较低。

4. 其它案件（主要是特殊侵权等新类型案件）的调解率不稳定，波动幅度较大。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不断推进，法院受理案件范围越来越广，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且越来越专业化，每年所出现的新类型案件没有一定的规律性，具有较大的偶然性，且不同的案件的调解方法也有较大的差异性，甚至部分案件（特别程序）依法根本就不适用调解，调解率波动幅度较大就成了势在必然。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在调解工作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过于强调调解率，以调解结案作为评定工作和法官能力发主要指标。这就会使一些案件承办人员为了调解结案，出现强制调解的情况，如在审判实践中出现的“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劝压调”、“以诱压调”等，甚至因法院内部审限及畏难情绪也会出现而对当事人采取强迫调解的现象；强调调解结案只是一种结案方式，辩证看待调解工作虽然能够产生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它并不是一个终极目标，审判活动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公正和效率，不能为了完成调解结案的指标而久调不决，拖延时间；也不能违法调解，压制当事人，给当事人留下“和稀泥”的印象，让当事人心有不甘；二是忽视调解工作，使调解成为走形式。调解本来就是当事人之间一个互让互谅的过程，为使纠纷解决，必定有双方在利益上有所让步，而法官一旦把握不好审判者和调解者的双重身份，要求让步的一方当事人会理解为司法的不公，对调解失去信心，表现为不积极，敷衍了事，这也打击了法官主持调解的积极性，使审判中的调解程序走走过场，很难调解结案，诉讼效率低。

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问题与思考和对策

（一）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不足

１．法律规定调解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弊多利少。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而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当事人选择调解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效率，如果所有案件都要求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调解的优势就会丧失，还不如判决更简便、快捷。可见，一味要求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既不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耗时、费力，又浪费法院的审判资源。

２．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简单，审判实践中难以操作。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设专章规定了调解，但内容简单，过于原则，缺乏法官和当事人必须遵守的程序和规范。这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随意性很大，何时调解、如何调解，均由法官决定，没有程序性的约束；另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不敢大胆适用。

３．“调审合一”影响司法公正。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程序未作独立、专门的规定，实行的是“调审合一”的调解模式。这种模式对降低诉讼成本、避免严格程序带来的对抗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但是，随着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它在审判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日益突出，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常常身兼调解者和审判者双重身份，势必造成法官在身份上的冲突，一旦调解不成，容易使当事人对法院的公正和判决的正义产生怀疑，有损司法权威。

４．调解中的职权主义色彩过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虽然起步较早，但传统审判方式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反映在调解上就是法官的职权主义特别突出。首先，法官对运用调解方式还是判决方式结案，拥有较大的选择权，有些能调解结案的案件，法官却将调解走了过场；有些案件应当及时判决，法官却在开庭后反复调解，久调不决。其次，调解中法官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忽视当事人尤其是债权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甚至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

５．赋予当事人反悔权的规定有待完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书送达前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反悔，而无需任何理由。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并无任何约束力。这对调解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和遵守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导致了审判资源的浪费，助长了当事人在调解中随意言行、不负责任的倾向。

6．审限对调解的影响应引起重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３个月内审结。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来讲，因法官在同一时间段内审理的案件数量太多，导致实际分配到每一个案件上的绝对时间是不到３个月的，并且有些案件在调解过程中需要进行“冷处理”，因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期限是否可以延长，导致有些本来可以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最后却采用了判决方式解决。